第十七条与第十六条是一对。前条定从严,后条定从宽;前条六项,后条六项;前条设兜底,后条亦设。两条形式对称,用语却不对称:前条用“应当”,后条用“可以”。
此一不对称,前篇已从“从严”一侧论过。本篇换一个方向,从“从宽”一侧再看:为何从宽只能“可以”,不能“应当”?因为从宽情节多指向悔改,而悔改的真伪、深浅、实效,须逐一查明,不能一概而论。故立法者留出裁量,使办案者得以分辨真诚与表演。
然从宽亦有边界。本条六项,多以“有效”“经查证属实”一类限定词收束,正是为防止空言从宽、以态度换轻处。故本条的精神,可概括为八个字:宽而有据,宥而有限。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宽处理:
(一)主动交代本人违反审判职责事实的;
(二)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反审判职责事实的;
(三)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
(四)在共同违反审判职责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五)检举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经查证属实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宽情形。
本条共一款,设六项。引言含两个要素:前提为“违反审判职责”,后果为“可以从宽处理”。故本条与第十六条一样,是量责情节,不是归责事由。
须注意“从宽”二字。它不同于“从轻”,亦不同于“减轻”,而是二者的统称。从轻者,于同一档次内取轻;减轻者,降一档次处之。二者皆在“从宽”之内,具体何者,由裁量者依情节择定。
本条以六项情形确立从宽处理的法定情节。
主旨须点出三项:本条是量责情节;从宽是裁量的,不是强制的;六项分为认错、补救、地位、立功四组。三者之中,第三项最见体系,因其把六项归为四种不同的从宽理据,而非杂然并列。
或问:从宽既为裁量,可否一律不从宽。答曰:不可。“可以”是授权,不是免除。凡该当六项之一者,裁量者须予考量,并在决定中说明取舍。径置不顾,即为裁量怠惰,可依第四十二条督促纠正。
(一)第十二条“情节”要素的另一面
第十二条列四要素,本条规定“情节”中的法定从宽类型。与第十六条合观,二者构成情节的两个方向:一加一减,一严一宽。
然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称。第十六条六项,多指向“二次违法”;本条六项,多指向“事后悔改”。前者的可责性在行为,后者的可恕性在态度。故一严一宽之间,评价的对象并不相同:前者评行为,后者评态度。
(二)与第十八条的层次
第十八条规定,情节轻微且具有本条情形之一的,免予追究。故本条与第十八条是递进关系:本条定“从宽”,第十八条定“免予”。
二者之别,在“情节”二字。本条不问情节轻重,凡该当六项之一者,皆可从宽;第十八条则要求“情节轻微”,方得免予。故从宽是量的减轻,免予是质的变化。此一层次,实务中最易混淆,详见第七部分。
(三)与第十六条的并用
同一案件中,可能既有从严情形,又有从宽情形。此时如何适用?前篇已定一规则:先定从严的基础,再以从宽调节。
然须补一层:若从严情形与从宽情形指向同一事实,则不得并用。例如,行为人先对抗调查,后又如实说明,此时“对抗”与“如实说明”指向同一态度,宜以后者吸收前者,不适用第十六条第(二)项。此即禁止重复评价之例。
(四)与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交叉
本条第(四)项“在共同违反审判职责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与第十三条的合议庭责任分配、第十四条的辅助人员责任划分,存在交叉。
此一交叉,产生一个难题:依第十三条已按次要作用减轻份额者,可否再依本项从宽?若可,则同一事实被评价两次;若不可,则本项对合议庭成员形同虚设。此一难题,详见第七部分。
(一)法律源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一条规定,公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的;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法事实的;检举他人违纪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的;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主动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或者减轻情节。
两相对照,可见本条六项之中,有五项与该条一一对应,唯次序稍易。此一对应,与第十六条的情形相同:本条例在量责情节上,与政务处分法保持了体系一致。
(二)三处改动及其意义
第一处,删去“主动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何故?盖司法责任追究所针对者,是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多不涉及违法所得;纵有涉及,亦依其他规范处理。故此项与司法责任的关联较弱,删之以免累赘。
第二处,缩小检举的范围。政务处分法作“检举他人违纪违法行为”,本条作“检举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由宽而窄,把检举限于同类问题。何故?盖检举违纪违法,属监察机关奖励的范畴,另有规范;本条例所奖励者,是检举同类的司法责任问题。故缩小范围,是为分工明确。
第三处,改“从轻或者减轻”为“从宽”。此一改动,最须辨明。政务处分法把从宽分为从轻与减轻两档,本条例则以“从宽”统称。何故?盖本条例的责任方式多元,包括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其“档次”难以统一划定;且第十六条已用“从严”统称从重与加重,本条自宜以“从宽”与之对称。故用语的调整,反映了责任体系的差异。
(三)党规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设“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一章,列明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检举他人、挽回损失、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等情形。本条的多项,可在此找到对应。
党规与法律的双重来源,说明从宽情节是追责制度的共通原理,非本条例所独创。本条例的贡献,在于把它与司法责任的特点相结合,如检举范围的限缩、从宽幅度的弹性。
(四)由惩罚到恢复
本条六项,若细察其理据,可见一个转向:由惩罚转向恢复。
认错型(第一、二项),恢复的是行为人的悔改,使教育目的得以实现;补救型(第三项),恢复的是受损的法益,使损害得以填补;立功型(第五项),恢复的是追责的效率,使隐性问题得以发现。三者的共同点,是使某一被破坏的价值重新得到实现。
此一转向,与第四条“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正相呼应。惩戒是手段,恢复是目的。本条的六项,正是恢复目的的具体化。
(一)六项的四组与四种理据
六项可分四组。第一组为认错型,即第(一)项、第(二)项,主动交代与配合调查。第二组为补救型,即第(三)项,采取措施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影响。第三组为地位型,即第(四)项,在共同违反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第四组为立功型,即第(五)项,检举他人。第(六)项为兜底。
四组对应四种理据。认错型的理据,在特殊预防:行为人已认识错误,再犯可能降低,教育的目的大部分实现。补救型的理据,在损害回复:被侵害的法益已部分或者全部恢复,处罚的必要性相应减弱。地位型的理据,在原因力较小:行为人对结果的作用有限,责任本应较轻。立功型的理据,在制度收益:行为人的检举使追责效率提升,社会因此受益。
四种理据不同,从宽的幅度亦应不同。拙见以为,补救型的幅度宜最大,因其直接回复法益;立功型次之,因其贡献于制度;认错型再次,因其仅涉态度;地位型最小,因其本已在责任分配中体现。此一序次,非条文所定,而是由理据推出的裁量指引。
此一按理据排序之法,较之按条文顺序适用,更能避免机械。条文顺序为陈述之便,非轻重之序;理据之别,方为轻重之据。故裁量之时,宜先辨其属何组,再定其幅度,不可径以项次先后定轻重。
(二)第(一)(二)项:主动交代与如实说明
两项皆涉行为人的陈述,然性质不同。区别在一字:主动。
“主动交代”,指在组织尚未掌握其违反审判职责事实时,主动向组织说明。其要件有二:其一,时间在组织掌握之前;其二,方式是主动说明。此与刑法上的自首相近。
“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指在组织已经掌握或者正在调查时,如实陈述。其要件亦有二:其一,时间在组织掌握之后;其二,方式是如实陈述。此与刑法上的坦白相近。
二者之别,在主动性。故从宽的幅度,前者应大于后者。条文以“可以从宽”统摄二者,未分幅度;然依第十二条,情节不同,幅度自应不同。故适用时,宜区别对待。
“组织是否已掌握”,如何判断?拙见以为,以线索研判或者调查启动为界。在此之前主动说明的,为主动交代;在此之后如实说明的,为如实说明。然须注意一种情形:组织虽未启动调查,但已通过其他渠道实质掌握其事实的,行为人的“主动说明”不构成主动交代,因其已非“主动”。此即“实质掌握”标准。
(三)第(三)项:补救的有效性
本项含两个要件: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二者须同时具备。
“主动”指非经督促而为。“有效”指有实际效果。仅有主动而无效果,不构成本项;仅有有效而非主动,亦不构成本项。此一双重要件,使本项的门槛高于一般理解。
三种效果,各有其时点。“避免”在损失发生之前,如及时撤回错误文书,使损害未生;“挽回”在损失发生之后,如赔偿当事人损失,使损害回复;“消除”在影响扩散之后,如公开更正,使不良影响消弭。三者时点不同,认定的证据亦不同。
须辨明者,“有效”以客观结果为准,不以主观努力为准。行为人虽竭尽全力而未能避免损失,仍不构成本项;然其努力可作为第十二条的酌定情节予以考量。此即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之别:前者须该当要件,后者只须有此事实。
(四)第(四)项:次要作用的重复评价之虞
本项规定,在共同违反审判职责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可以从宽。其理据在原因力:作用小者,责任本应轻。
然本项与第十三条存在交叉。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追究时根据各成员的职责及是否存在违反审判职责行为、情节、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故“起次要作用”者,依第十三条本已承担较轻份额。若再依本项从宽,是否重复评价?
此一问题,条文未答。拙见以为,二者不重复,但须限制并用。理由如下。第十三条所定者,是“责任的份额”,即在同一责任成立的前提下,各人分担几何;本项所定者,是“处理的宽宥”,即在份额确定之后,是否再予减轻。前者是分配,后者是裁量。二者层次不同,故不构成重复。
然若全无限制,则可能过轻。故宜采“折减并用”之法:第十三条已按次要作用减轻份额者,本项的从宽幅度相应缩减;第十三条未作减轻者(如全体同等),本项正常适用。此一处理,既避免重复评价,又不使本项虚设。
(五)第(五)项:检举的限定
本项规定,检举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经查证属实的,可以从宽。其理据在制度收益:检举使隐性问题得以发现,追责效率得以提升。
本项有两个限定。其一,对象限于“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故检举他人贪污受贿、违反生活纪律等,不适用本项;此类检举,可依其他规范获得奖励或者从宽。其二,须“经查证属实”。故仅有检举而无实据,或者查证不实者,不构成本项。
本项与第十六条第(四)项“包庇同案人员”恰成反面。包庇者,掩盖他人责任,故从严;检举者,揭示他人责任,故从宽。一掩一揭,一严一宽,评价的方向截然相反。此一对照,可见立法者对“真实”的重视:掩盖真相者罚,揭示真相者赏。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本项的适用,实务中有一处难点:检举者往往自身亦在追责之列,其检举的动机未必纯粹。此时是否仍可从宽?拙见以为可以。盖本项所奖励者,是检举的客观效果,不是检举的主观动机。纵动机为求自保,只要检举属实,制度即因此受益,从宽即有据。
然检举的时间,亦有讲究。组织已掌握该问题而后“检举”的,不构成本项,因其无助于发现问题,只属如实说明。故本项的时间要求,与第(一)项同理:须在组织掌握之前。此点条文未明,然由“检举”二字的文义可推。
(六)从宽与免予的界分
本条的从宽,与第十八条的免予,常被混同。二者的区别,在“情节”二字。本条不问情节轻重,凡该当六项之一者,皆可从宽;第十八条则以“情节轻微”为前提。情节不轻微者,纵有从宽情形,亦只能从宽,不能免予。
故适用之时,须分两步:第一步,依本条判断是否从宽;第二步,依第十八条判断是否免予。两步有序,不可颠倒。实务中常见以从宽情形径求免予者,即错置了步骤。
以一例明之。某法官因重大过失致裁判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然其主动交代、积极挽回。此时情节不轻微,故不能免予;然可从宽,故予减轻。反之,若其情节本属轻微,则第一步从宽,第二步免予,二条并用,方为完整。
(七)第(六)项:转介式兜底
本项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宽情形”,与第十六条第(六)项同构,为转介式兜底。它不自行创设情形,而指向其他法律法规。
此一设计的理据,与第十六条相同:限制裁量权。若许以“情节可恕”为由径行从宽,则从宽无边界,追责亦失其严肃。故本条把从宽情形的创设权,交回上位规范。
转介的范围,宜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党内法规与司法解释。法院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可否创设从宽情形?拙见以为,从宽较从严对行为人有利,其限制可稍宽;然仍须以不与上位法相悖为限。此与从严情形的严格限制,略有不同。
(一)前提要件:责任已经成立
本条是量责情节,须先依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认定责任成立。责任未成立者,应依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处理,不适用本条。
(二)情形要件:该当六项之一
六项各有构成,须逐项对照。尤须注意各项的限定词:第(三)项的“有效”,第(五)项的“经查证属实”。限定词不备,即不构成。
(三)裁量要件:可以从宽
“可以”表明裁量。凡该当六项之一者,裁量者须予考量,并说明取舍;不得径置不顾。
(四)与免予的界分
本条只解决“从宽”,不解决“免予”。免予须依第十八条,以“情节轻微”为前提。故该当本条情形而不具“情节轻微”者,只能从宽,不能免予。
(一)争点一:主动交代与如实说明的界限及幅度
二者之别,前已论及,在主动性。此处补论其认定标准与幅度差异。
认定标准,宜采“实质掌握”说。即不以组织是否启动调查为唯一标准,而以组织是否已实质掌握其事实为标准。组织已掌握而行为人仍作说明的,为如实说明;组织未掌握而行为人主动说明的,为主动交代。此说之利,在于防止行为人探知组织意图后“抢答”,以主动之名行投机之实。
幅度差异,宜采“前者重于后者”之序。拙见以为,主动交代的从宽幅度,可至减轻一档;如实说明的从宽幅度,宜限于本档内从轻。何故?盖前者节省了追责成本,后者仅减少了对抗成本,贡献不同,报偿自应不同。
此一区分,条文未明,然由第十二条“情节”要素可推。故适用时,宜于处理决定中分别载明:行为人系主动交代抑或如实说明,据以确定的从宽幅度几何。
尚须辨一情形:行为人所交代者,是否须为“全部事实”?拙见以为不必。交代主要事实即可,无须事无巨细。然若避重就轻、隐瞒关键情节,则“主动”之名不副,宜降为如实说明,甚至不予从宽。此即“实质交代”标准。
(二)争点二:第四项与第十三条是否重复评价
此一问题,前已详论,此处补其法理。
禁止重复评价,是量责的基本原则。其要义,在于同一事实不得被两次用于加重或者减轻。然“同一事实”的判断,须看其所服务的规范目的是否相同。第十三条的目的,是公平分配共同责任;本项的目的,是奖励作用较小者。二者目的不同,故不构成同一事实的重复评价。
然目的不同,不等于可以无限并用。若并用的结果,使行为人实际承担的责任明显低于其作用所应得,则违反比例原则。故“折减并用”之法,实为折中:既承认二者目的不同,可以并用;又以折减避免过轻。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问题的实务意义,在于它常是辩护的着力点。若追责方既依第十三条减轻份额,又依本项从宽处理,可主张重复评价;若追责方仅依第十三条减轻份额而未适用本项,可主张遗漏从宽情节。两个方向,皆有可争。
(三)争点三:“有效”如何认定
第(三)项要求“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影响”。“有效”二字,如何认定?
一说以主观努力为准:只要行为人已尽力,即为有效。另一说以客观结果为准:须有实际效果,方为有效。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文义。“有效”指有效果,非指有努力。其二,体系。同项并列“避免、挽回、消除”三词,皆指客观状态,非主观态度。其三,功能。若以努力为准,则本项与第(一)(二)项的认错型重合,失去独立意义。
然采客观说,亦须留一出口:努力而无效果者,虽不构成本项,仍可作为第十二条的酌定情节,在裁量时予以考量。此即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的互补:前者要件严格,后者弹性较大。二者并用,方不致使真诚努力者全无所得。
(一)案例四:本条的完整实证
四则追责案例中,案例四是本条最完整的实证。李某系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苗某系执行局局长。二人因监督管理失职,致执行款、执行费八十六万余元被书记员侵吞。
处理结果:苗某因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并积极挽回损失,李某因如实说明违纪问题,均获党内警告处分。
此二情节,正对本条两项:苗某的“及时汇报并积极挽回损失”,该当第(三)项“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挽回损失”;李某的“如实说明违纪问题”,该当第(二)项“配合调查,如实说明本人违反审判职责事实”。
尤须注意,二人所该当者,一为第(三)项,一为第(二)项,非同一项。故其从宽的理据亦不同:苗某在补救,李某在认错。理据不同,幅度本可不同;然二人皆获党内警告,或因其情节相当,或因其从宽幅度相近。案例未载其详,只能存疑。
(二)由案例四看从宽的实效
二人均获党内警告,未加重处理。此一结果,说明从宽情节在裁量中确有实益,不是纸面规定。
尤可注意者,二人的失职后果达八十六万余元,论后果不可谓不重。然处理仅止于党内警告,其故正在于从宽。若无从宽情节,纵为过失,处理亦未必如此之轻。故本案可作从宽的正面示例:后果虽重,态度可取,故予轻处。
此一处理,与第十二条“区别处理”的要求相合。第十二条要求综合性质、情节、过错、后果判断;本案后果虽重,然过错为过失、情节有从宽,故综合判断后予轻处。四项要素的权重,于此可见。
(三)与案例三的对照
案例三中,宋某受开除党籍处分、待遇调整与刑事追究,未见从宽。何故?细察其情节:长期与代理人不正当接触交往,接受请托,违反工作程序,一人制签摇签,怠于审查异议。凡此,皆属第十六条所指向的恶劣情节,与第十七条的从宽情形无一相合。
两案对照,可见从宽与否,不在后果轻重,而在态度与情节。宋某后果虽亦重,然其行为出于故意,且无从宽情节;李某、苗某后果虽重,然其过错为过失,且有从宽情节。一重一轻,其理自明。
(一)人民法院
其一,逐项对照,说明取舍。凡该当六项之一者,须在处理决定中载明,并说明从宽的幅度。不得以“认错态度较好”一语笼统带过。
其二,区分主动与被动。主动交代与如实说明,幅度应不同。调查报告中,宜就“组织何时掌握”“行为人何时说明”分别记载,以备判断。
其三,审查“有效”。第(三)项以客观效果为准。认定时须有证据:损失是否避免、是否挽回、影响是否消除,皆须有据。
其四,注意折减并用。第(四)项与第十三条交叉时,采折减并用之法,避免重复评价或者过轻。
(二)司法人员
其一,注意时限。主动交代的价值,在于“组织未掌握之前”。故一旦察觉可能被调查,宜尽早说明,迟则降为如实说明,幅度大减。
其二,注意实效。采取措施须求实效,不宜止于表态。避免、挽回、消除,皆须有可查证的结果。
其三,注意检举的范围。本项限于检举他人违反审判职责问题。检举其他违纪违法,虽亦可能获从宽,然须依其他规范,不适用本项。
其四,注意从宽不免责。从宽只是减轻,责任仍然成立。若欲免予追究,须依第十八条,以“情节轻微”为前提。二者不可混同。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先定层次。当事人所争者,是责任不成立(依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免予追究(依第十八条),抑或从宽(依本条)?三层不同,主张亦不同。若责任本不成立,而径争从宽,等于默认责任成立。
其二,抢时限。主动交代与如实说明之别,在组织是否已掌握。故代理之时,宜尽早安排当事人说明,并留存说明的时间证据。此一细节,往往决定幅度。
其三,备证据。第(三)项的“有效”,须有客观证据:撤回文书的记录、赔偿的凭证、更正的公告。无据者,纵有努力,亦难认定。
其四,防重复评价。若追责方既依第十三条减轻份额,又依本项从宽,可审查其是否过轻;反之,若未适用本项,可主张遗漏。两个方向,皆可争。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宜制一张时序表:以时间为轴,标注组织掌握之时点、当事人说明之时点、补救措施实施之时点、效果发生之时点。四点一定,则主动与被动、有效与无效,一目了然。
(一)可取之处
其一,六项覆盖四类理据。认错、补救、地位、立功,各有其理,体系完整。
其二,“可以”从宽,留裁量余地。悔改的真伪深浅,须逐一查明,一概从宽则失之滥,一概不从则失之苛。
其三,设“有效”“经查证属实”等限定,防止空言从宽。此一技术,使从宽有据可查,不流于表态。
其四,与政务处分法保持体系一致。六项中五项对应,避免了同一行为在两套规范中评价失衡。
(二)可议之处
其一,第(一)(二)项未分幅度。主动交代与如实说明,贡献不同,然条文以“可以从宽”统摄,未示差别。
其二,第(四)项与第十三条可能重复评价。二者交叉,条文未设处理规则。
其三,“有效”的认定标准未明。以努力为准抑或以结果为准,实务中易生分歧。
其四,从宽与免予的关系未明示。第十八条以“情节轻微”为前提,然与本条如何衔接,条文未作指引。
其五,无“减轻”的明确授权。政务处分法明定“从轻或者减轻”,本条例只称“从宽”,是否包含减轻,须由解释补充。
其六,检举范围过窄。限于“违反审判职责”,检举其他违纪违法者无从适用,虽可由他法补足,然体系上不够周延。
(三)完善建议
其一,明定第(一)(二)项的幅度差异:主动交代可减轻一档,如实说明限于本档从轻。
其二,明定第(四)项与第十三条的关系,采折减并用之法。
其三,明定“有效”以客观结果为准,并规定努力而无效果者可作为酌定情节。
其四,明示本条与第十八条的衔接:先依本条定从宽,再依第十八条判断是否免予。
其五,明确“从宽”包含从轻与减轻,并规定各自的适用条件。
其六,适度扩展检举范围,可增列“检举他人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经查证属实”,以与他法衔接。
从严条款,看的是行为人对制度的态度;从宽条款,看的是行为人对错误的态度。前者问:你服不服这套程序;后者问:你认不认这个错。
两问不同,答案亦不同。服程序而不认错者,可宽其对抗,不可宽其过错;认错而不服程序者,可宽其过错,不可宽其对抗。故第十六条与第十七条,看似一对,实则各问一事。
本条所问者,是认错。认错不在言辞,而在三事:说得早,说得实,补得上。早者,组织未掌握而先说;实者,不避重就轻;补者,有可查证的效果。三者俱备,方为真诚;缺一,则难免表演之嫌。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