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篇起,进入第三章的第二组:加重、减轻与免除。第十二条定裁量基准,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定责任归属,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定责任的加减。三组合观,第三章的骨架便完整了。
第十六条列六项从严情形。乍看之下,六项互不相干:有再犯的,有对抗调查的,有包庇同案人的,有胁迫他人的。细察则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再犯,即本人在受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另一类是妨害,即对追责程序本身的对抗与破坏。前一类针对行为,后一类针对程序。
此一分类,不只是学理上的整齐,更有解释上的实益。再犯之所以从严,因其屡教不改,可责性加重;妨害之所以从严,因其挑战追责制度本身,其害不限于个案。两类从严的理据不同,适用时的说理亦应不同。此为全篇的入手处。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违反审判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严处理:
(一)在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
(二)阻止他人检举或者提供证据,对抗、阻碍司法责任调查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胁迫、唆使他人违反审判职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严情形。
本条共一款,设六项。引言含两个要素:前提为“违反审判职责”,后果为“应当从严处理”。故本条不是独立的责任事由,而是量责的加重情节。适用之前,须先依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认定责任成立。
须注意“应当”二字。第十七条的从宽用“可以”,本条的从严用“应当”。一为强制,一为裁量。此一不对称,是本条最值得体味之处,详见第五部分。
本条以六项情形确立从严处理的法定情节。
主旨须点出三项:本条是量责情节,不是归责事由;从严是强制的,不是裁量的;六项分为再犯与妨害两类。三者之中,第二项最须辨明,因其与第十七条形成鲜明对照。
或问:既已认定责任,何须再论从严。答曰:责任成立,只定“有无”;从严,则定“轻重”。同一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初犯与再犯,配合与对抗,其可责性迥异。若不设从严情节,则屡犯者与初犯者同罚,对抗者与配合者同处,既失其平,亦无以儆效。
(一)第十二条“情节”要素的具体化
第十二条列四要素:性质、情节、过错、后果。本条所定六项,皆属“情节”一类。故本条是第十二条第二要素的具体化,与第十七条(从宽)、第十八条(免予)同属一组。
然三者的功能不同。本条定加重,第十七条定减轻,第十八条定免除。三者构成一个由重到轻的阶梯:从严者升格,从宽者降格,免予者出格。三段相连,量责方有完整的刻度。
(二)与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的界分
本条与第二章四条最易混淆。二者皆设“情形”,然性质迥异:第二章四条定“是否成立责任”,本条定“是否加重责任”。前者是归责,后者是量责。
此一界分,在第三项上最须注意。第八条第(三)项定“隐瞒、伪造、变造、损毁证据、案件材料”,本条第(三)项定“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二者文义相近,然对象不同:前者指向原案的证据与材料,后者指向追责调查中的证据。前者是归责事由,后者是加重情节。混淆二者,则定性错误,要件亦随之错误。
(三)与第十七条的不对称
本条的“应当从严”与第十七条的“可以从宽”,形成一组不对称。此一不对称,非立法疏忽,而是有意安排。
从严之所以强制,因其情形多为“二次违法”:或屡教不改,或妨害调查,或牵连他人。此类行为的可责性明确,无须裁量,故用“应当”。从宽之所以裁量,因其情形多为“悔改表现”:或主动交代,或配合调查,或挽回损失。此类表现的真伪、程度、效果,须视具体情况而定,故用“可以”。
一强制一裁量之间,透露出立法者的判断:对恶行从严,不妨确定;对善行从宽,须留余地。此一判断,与刑事政策上“从严须法定、从宽可裁量”的思路相通。
(四)与第十二条“区别处理”的关系
第十二条要求“区别处理”,本条规定区别的一种法定类型。故本条不是对第十二条的例外,而是其具体化。
然本条不排除第十二条的其他考量。凡有本条情形者,固应从严;然从严的幅度,仍须依第十二条四要素综合判断。故本条定“方向”,第十二条定“幅度”。二者一为定性,一为定量。
(一)党规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设“从重或者加重处分”一章,列明多种情形,如强迫、唆使他人违纪,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纪所得,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等。本条的多项,可在此找到对应。
尤其是“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党纪处分”一项,与本条第(一)项“在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几乎同构。可见本条的第一项,实由党规移植而来。
(二)法律源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三条规定,公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政务处分:在政务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法,应当受到政务处分的;阻止他人检举、提供证据的;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包庇同案人员的;胁迫、唆使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两相对照,可见本条的六项,几乎与该条一一对应。所不同者,本条把“拒不上交或者退赔违法所得”删去,因其与审判职责的关联较弱;又改“从重”为“从严”,以涵盖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三种方式,不限于政务处分一种。
此一移植,说明本条例在量责情节上,与政务处分法保持了一致。此一致,有其必要:同一行为,若在政务处分法中从重,而在司法责任中不从重,则评价失衡。
(三)由“从重”到“从严”
政务处分法用“从重”,本条例用“从严”。一字之差,含义有别。“从重”指在法定幅度内择重,“从严”则兼含从重与加重两义:既可以升格处理,亦可以顶格处理。
此一改动,与本条例责任方式的多元有关。政务处分的种类与幅度由法律明定,故只能“从重”;本条例的责任方式包括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其组合与幅度较为灵活,故可“从严”。用语的调整,反映了责任体系的差异。
(四)兜底方式的转变
本条第(六)项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严情形”,与第八条第(九)项“其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第九条第(九)项“其他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不同。后二者为开放式兜底,本项为封闭式兜底。
何故不同?盖归责事由须保持一定弹性,以涵摄新型失范;而加重情节须严格法定,以防加重权的滥用。故前者开放,后者封闭。此一区别,见立法之分寸。
(一)应当从严与可以从宽的不对称
前已论及,本条用“应当”,第十七条用“可以”。此一不对称,尚有一层须辨:它是否意味着“从严优先于从宽”?
拙见以为不然。二者不是优先关系,而是并行关系。同一案件中,可能既有从严情形,又有从宽情形。此时如何取舍?应依第十二条综合判断,不可一概从严,亦不可一概从宽。
然须注意一处技术规则:法定从严情形与法定从宽情形并存时,宜先定从严的基础,再以从宽情节调节。何故?盖从严情形多为“二次违法”,其可责性已因该情形而升格;从宽情形多为“事后补救”,其效力在于减轻。故先升后降,方合逻辑;先降后升,则可能重复评价。
以例明之。某法官在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同时又有主动交代、挽回损失的情节。此时应先依本条第(一)项升格,再依第十七条降格。若先降后升,则升格的基础已被降格削弱,加重情节的效力不足以体现。故顺序不可颠倒。
(二)六项的两类
六项可分两类。第(一)项为再犯,针对本人在处理处分期内的再次故意违反。第(二)项至第(五)项为妨害,针对追责程序本身的对抗与破坏。第(六)项为兜底,兼具两类。
妨害一类,又可再分。第(二)项、第(三)项为“自保型妨害”,即为逃避自身责任而阻止检举、对抗调查、伪造证据。第(四)项、第(五)项为“利他型或者害他型妨害”,即为包庇他人或者驱使他人而实施。
两类妨害,主观恶性不同。自保型出于本能,可责而可悯;利他型或者害他型介入他人责任,其可责性更强。然条文对二者一律“应当从严”,未作区分。此点可作评析,详见第十部分。
分类的实益,在说理与量刑两处。就说理言,同是“应当从严”,再犯者须说明其屡教不改,妨害者须说明其挑战制度,理据不同,措辞亦应不同。就量刑言,再犯与妨害的恶性不同:再犯是对前次处理的轻慢,妨害是对本次调查的抗拒;前者可悯,后者可憎。故从严的幅度,宜有差别。
(三)第(一)项: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
本项含三个要件:在处理处分期内、再次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应当追究司法责任。三者须同时具备。
“处理处分期”一语,须辨。它包括两类期间:一为处分期,即政务处分法第八条所定,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二为组织处理的影响期,依《组织处理规定》所定,各种方式期限不同。二者性质不同,期限亦不同,故条文以“处理处分”并称,以涵盖二者。
此一并称,非为累赘,而为周延。若只称“处分期”,则受组织处理而未受处分者,便不在本项范围之内;而组织处理的严厉性,有时不亚于处分。故加“处理”二字,把组织处理的影响期一并纳入,使本项不留缺口。此一细节,见立法之细。
“再次故意”四字,是本项的关键限定。它把过失再犯排除在外。故在处理处分期内因重大过失违反审判职责的,不适用本项,只依第十二条作一般的情节考量。此一限定,与刑法的“累犯”制度相通:累犯限于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
“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是本项的第三个要件。它意味着新行为本身须成立责任。故若新行为虽属故意,但情节轻微而依第十八条免予追究的,不适用本项。此时,该行为可作为第十二条的情节予以考量,但不构成法定从严。
(四)第(二)项:阻止与对抗
本项列三种行为:阻止他人检举、阻止他人提供证据、对抗或者阻碍司法责任调查。三者皆指向追责程序的启动与进行。
阻止的方式,可为威胁、利诱、说情、施压,亦可为利用职务之便施加影响。“他人”包括证人、同事、举报人、案件当事人。
对抗、阻碍调查,指拒不配合调查、隐匿行踪、销毁材料、干扰证人、拒绝签收文书等。其与依法行使权利的界限,详见第七部分。
本项与第三十四条的关系,尤须辨明。第三十四条赋予当事司法人员知情、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四项权利。行使此四项权利,不构成对抗。故实务中不得以“申辩态度不好”“反复陈述”为由,认定本项。此一界限,关涉权利保障,不可不慎。
(五)第(三)项:串供与证据处置
本项列两种行为:串供,以及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前者是与他人串通口径,后者是处置证据。二者皆指向追责调查中的证据。
本项与第八条第(三)项的区别,前已论及:一为原案证据,一为追责证据。此一区别,须在认定时明确:若行为人在原案办理中伪造证据,适用第八条第(三)项,属归责事由;若在追责调查中伪造证据,适用本项,属加重情节。若二者兼具,则分别评价,一并处理。
“串供”一语,须辨。它与“正当沟通”不同。同案人员就追责事宜进行正当沟通,如共同委托律师、协商陈述策略,不属串供。串供的本质,是虚构事实、统一虚假口径。故认定的关键,在于口径是否虚假,不在于有无沟通。
串供的证明,宜从三处入手。其一,陈述的同一性。数人的陈述在细节上高度一致,而该细节本应各有差异,此为串供的常见征象。其二,沟通的痕迹。通话记录、聊天记录、会面记录,可证沟通的存在。其三,陈述的变动。数人的陈述在同期发生同向变动,可证口径的统一。三处互证,方足认定。
(六)第(四)(五)项:包庇与胁迫唆使
第(四)项定包庇同案人员。包庇的方式,可为作虚假陈述为他人开脱、隐瞒他人责任、代他人承担责任。其特点,是使他人应负之责被掩盖或者减轻。
第(五)项定胁迫、唆使他人违反审判职责。本项的特殊性,在于行为人的行为不是“违反审判职责”本身,而是“使他人违反”。故其责任基础,近于共犯理论中的教唆。
本项与第十一条第(二)项可能竞合。院庭长胁迫、唆使他人违反审判职责,既符合本项(从严情节),亦符合第十一条第(二)项(干预、插手)。竞合时如何处理?拙见以为,先依第十一条认定责任成立,再依本项从严。二者一为定性,一为量刑,不可混同。
(七)第(六)项:转介式兜底
本项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严情形”。此一写法,在兜底条款中独具一格。它不自行创设情形,而指向其他法律法规。故本项实为转介条款,而非概括条款。
此一设计,有双重意义。其一,限制加重权。凡本条例未列、其他法律法规亦未定者,不得以“情节严重”为由径行从严。其二,保持体系一致。其他法律法规所定从严情形,在本条例中同样适用,避免评价失衡。
转介的范围,宜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党内法规与司法解释。至于法院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可否作为转介对象?拙见以为不可。盖其效力层级较低,不足以创设加重情节。此与第八条兜底项的“职责规范性”要求,同其旨趣。
(一)前提要件:责任已经成立
本条是量责情节,须先依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认定责任成立。责任未成立者,无本条适用之余地。
(二)情形要件:该当六项之一
六项各有其构成,须逐项对照。第(一)项须三要件俱备,第(二)项至第(五)项须行为该当,第(六)项须有法律法规的明文。
(三)后果要件:应当从严
“应当”表明强制。凡该当六项之一者,处理时须体现从严,不得与无此情形者同处。然从严的幅度,仍依第十二条判断。
(四)排除情形
有二处须排除。其一,第(一)项限于故意,过失再犯不适用。其二,行使第三十四条所定权利,不构成第(二)项的对抗。
(一)争点一:处理处分期如何计算
“处理处分期”含两类期间:处分期与组织处理影响期。二者期限不同,起算点亦不同。
处分期依《政务处分法》第八条: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计算。组织处理的影响期,依《组织处理规定》所定,各种方式期限不同,自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党纪处分的影响期,依《党纪处分条例》所定,亦有差异。
三者在同一期间内的,如何计算?拙见以为,宜分别依各自规范计算;三者在同一期间内的,以最长期为准;不同期间的,各自独立计算。何故?盖各类期间的规范目的不同:处分期在于限制晋升,影响期在于限制任用,各有其功能,不可相互替代。
此一问题,条文未答,实务中易生争议。故建议在实施细则中明定计算方法,以免适用不一。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计算的实务意义,在于它常是唯一的硬抗辩。责任是否成立,尚可争;期间是否届满,一查即明。故代理此类案件,第一步不是论行为,而是算期间。
(二)争点二:对抗阻碍调查与依法行使权利的界限
行为人有陈述申辩权、申请回避权、知情权。行使这些权利,与对抗调查,形式上相似:皆表现为对调查的“不配合”。实质则不同:前者是权利的正当行使,后者是义务的违反。
界分之标准,宜采“是否妨碍查明事实”。行使权利者,如要求回避、要求补充陈述、要求查阅告知文书,不妨碍事实查明,反有助于程序公正;对抗调查者,如拒不接受谈话、隐匿行踪、威胁证人、销毁材料,直接妨碍事实查明。故前者合法,后者违法。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界限,实务中最易失守。调查人员常以“态度不好”为由,将正当申辩认定为对抗。此一认定的危险,在于它把权利行使的成本,转嫁给了权利人:行使权利者,反因行使而受加重。故适用本项时,须严守“妨碍事实查明”这一标准,不得以态度论对抗。
(三)争点三:第(五)项与第十一条第(二)项的竞合
院庭长胁迫、唆使他人违反审判职责,既符合本条第(五)项,亦符合第十一条第(二)项“违规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干预、插手或者过问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二者竞合,如何处理?
拙见以为,二者不是竞合,而是分层。第十一条第(二)项解决“责任是否成立”,本条第(五)项解决“成立之后是否从严”。故正确的顺序是:先依第十一条认定院庭长的监督管理责任成立,再依本项认定其行为属胁迫、唆使,予以从严。
此一分层,有其实益。若以本项代替第十一条,则院庭长的责任基础不明,究系审判责任抑或监督管理责任,无从判断;若以第十一条代替本项,则其胁迫、唆使的恶劣性无从体现。故二者须并用,不可偏废。
(一)六则案例无一涉本条
前数条的精解,皆有案例可印证。独本条不然:六则典型案例之中,无一涉及从严情形。既无再犯之例,亦无对抗调查、伪造证据、包庇同案、胁迫唆使之例。
此一缺席,值得玩味。它不是说本条无用,而是说本条的适用,多不进入典型案例的遴选视野。
(二)缺席的三种解释
其一,遴选取向。典型案例重在宣示追责的正当性与保护的必要性,故多选事实清楚、定性典型、社会关注度高之案。从严情形多涉及对抗调查、包庇同案,事实缠杂,定性不易,且公开后易生次生舆情,故不入遴选。
其二,程序阶段。从严情形的认定,多发生于调查过程中,而非处理结果中。典型案例所载者,是处理结果;而对抗调查等情节,往往体现在调查报告与处理决定的理由部分,不体现在结果之中。故纵有此类情节,亦难从案例的表面看出。
其三,实践稀少。司法人员整体素质较高,对抗调查、伪造证据者究属少数。故此类案例本就不多,进入典型案例者更少。
三种解释,未必互斥。其四,还有一解释:本条的适用,多体现为“幅度”而非“结果”。同一事由,有从严情节者处理较重,无者较轻;然典型案例所载,多只记处理结果,不记幅度比较。故从严的效果,隐于轻重之间,不显于文字之上。
四种解释合观,皆指向一个判断:本条的适用,多隐于处理决定的理由之中,不显于案例的叙事之外。故研究本条,不能依赖案例,只能依赖规范与法理。
(三)由缺席反观本条的适用
缺席之处,恰是着力之处。本条既少案例可参,则适用时更须严守规范:其一,逐项对照,不可笼统认定“情节严重”;其二,说明理由,须载明该当何项、何以该当;其三,把握幅度,从严不等于顶格,仍须依第十二条综合判断。
此三者,皆非案例所能提供,只能由适用者自行把握。故本条的适用,最见功力:不在能否认定,而在能否说清。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定责任,再论从严。本条是量责情节,须以责任成立为前提。不得以本条代替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的归责判断。
其二,逐项对照,不作概括。认定从严时,须指明该当第几项,并说明该项的构成。不得笼统认定“情节严重”“态度恶劣”。
其三,区分两类妨害。自保型与利他型,主观恶性不同,从严的幅度亦应不同。虽条文未作区分,然裁量时可作区别。
其四,严守权利界限。行使第三十四条所定权利,不构成对抗。认定对抗时,须以“妨碍事实查明”为标准,不得以态度论。
(二)司法人员
其一,注意再犯的限定。第(一)项限于故意,过失再犯不适用。故在处理处分期内因过失违反的,可主张不构成本项。
其二,注意期间的起算。处分期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算,影响期自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算。若期间已满,则不构成本项。此一抗辩,常被忽略,实为有效。
其三,注意权利与对抗之别。申辩、要求回避、要求补充陈述,皆为权利,不构成对抗。故行使权利时,宜以书面为之,留痕备查,以免被误认。
其四,注意串供与沟通之别。就追责事宜进行正当沟通,不属串供;虚构事实、统一虚假口径,方属串供。二者界限,在于口径是否虚假。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先查期间。第(一)项以“处理处分期内”为前提。代理时应先核算处分期与影响期的起止,若已届满,可径行主张不构成本项。此为最经济的抗辩。
其二,查主观形态。第(一)项限于故意。若新行为系过失,可主张不构成本项,只作一般情节考量。
其三,查权利行使。若当事人曾申辩、曾要求回避,而被认定为对抗,可主张其系行使第三十四条权利,不构成第(二)项。
其四,查兜底依据。若追责方援引第(六)项,可要求其指出所依的法律法规。不能指出者,不得适用。此为转介条款的当然要求。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宜制一张对照表:左列六项,右列本案事实,逐项标注该当、不该当、存疑;并于每项之下,注明抗辩要点。表成则攻防自明,不至遗漏。
(一)可取之处
其一,六项覆盖再犯与妨害两类,体系完整。再犯针对行为,妨害针对程序,两类合观,涵盖主要的加重情形。
其二,“应当”从严,态度明确。对屡教不改、对抗调查者,不留给裁量的余地,此在政策导向上是清楚的。
其三,兜底采转介式,封闭性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严情形”一语,把加重的创设权交回上位规范,防止加重权的滥用。此一技术,较之开放式兜底,更为审慎。
其四,与政务处分法保持体系一致。六项几乎与该法第十三条一一对应,避免了同一行为在两套规范中评价失衡。
(二)可议之处
其一,“处理处分期”未区分类别。处分期与影响期的期限、起算、性质皆不同,条文统称,实务中易生争议。
其二,“对抗、阻碍”与依法行使权利的界限未明。虽有第三十四条可参,然条文未作指引,实务中易将正当申辩认定为对抗。
其三,第三项与第八条第(三)项易混。二者文义相近,对象不同,条文未作区分,实务中易致定性错误。
其四,自保型与利他型妨害未作区分。二者主观恶性不同,一律“应当从严”,未免失之粗细。
其五,“从严”的幅度未定。是升格,是顶格,抑或仅作情节考量,条文未答。
其六,无案例印证。六则典型案例无一涉本条,适用时缺少参照。
其七,未规定从严与加重的关系。“从严”是否包含升格,抑或仅指本档顶格,条文未明。若解为仅指顶格,则恶性极重者无从加重;若解为包含升格,则须有幅度指引。二者皆须明确。
其八,未规定多项并存的适用。同一人兼具两项以上从严情形者,如何从严,是否叠加,条文未答。
(三)完善建议
其一,明定“处理处分期”的计算方法:处分期依《政务处分法》第八条,影响期依《组织处理规定》,二者并行的以最长期为准。
其二,明定对抗与权利的界限,采“是否妨碍查明事实”标准,并列举正当行使权利的情形。
其三,厘清第三项与第八条第(三)项的关系,明定以证据所属的程序为断:原案证据适用第八条,追责证据适用本条。
其四,区分两类妨害的从严幅度:自保型从重,利他型或者害他型加重。
其五,明定“从严”的幅度,可定为升格一档,或者在本档内顶格,由裁量者依第十二条择定。
其六,适时发布涉本条的处理指引或者典型案例,补案例之缺。
从严条款,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行为的恶劣,而是行为人对追责制度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抗拒;是坦白,还是掩饰;是担责,还是推诿。
故本条六项,看似各不相干,实则指向同一件事:态度。再犯者,不把前次的处理当回事;对抗者,不把调查当回事;包庇者,不把责任当回事;胁迫者,不把他人当回事。四种“不当回事”,合而为一,便是对制度的轻慢。
而制度的回应,也只有一种:从严。不是报复,而是表明:这套程序,是有分量的。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