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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十五

2026-11-18 09: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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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十五

第十五条 身份变动后的责任存续与实现


第十五条只有三款,却用了三个不同的措辞:一个“应当”,一个“可以”,一个“不启动”。三词并列于同一条文,构成一个三级递减的序列。

此一序列,最易被误读为责任的递减:退休最重,辞职次之,死亡最轻。其实不然。三者的差别,不在责任本身,而在责任的实现。责任不因身份变动而消灭,此第二条已定;然实现的形式,则因身份状态而异:退休者尚有待遇可调,辞职者已无处可罚,死亡者已无人可罚。

故本条的真正主题,不是“责任的有无”,而是“责任如何落地”。它是第二条“终身负责”的程序注脚:终身负责解决存续,本条解决实现。二者合观,方知“终身”二字,重在其责,不重其罚。

一、条文原文

第十五条 已经退休或者调离的司法人员退休或者调离前存在可能需要追究司法责任情形的,应当对其开展调查,明确其承担的责任;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

已经辞去公职、被开除、被辞退的司法人员,存在可能需要追究司法责任情形的,可以对其开展调查,明确其承担的责任。

对已死亡的司法人员不启动司法责任追究程序;追责程序启动后当事司法人员死亡的,终止追责。

本条共三款。第一款定退休与调离,用“应当”;第二款定辞职、开除、辞退,用“可以”;第三款定死亡,用“不启动”与“终止”。三款依次递减,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份变动谱系。

须注意第一款的两个分句。前一分句定“调查与明确责任”,用“应当”;后一分句定“处理”,用“依照相关规定”。前者是本条例自身的义务,后者指向其他规范。此一分工,说明本条例不自行规定退休人员的责任形式,只规定其调查义务。

二、条文主旨

本条以三档措辞确立身份变动后责任追究的存续与实现规则。

主旨须点出三项:前提是身份发生变动,即退休、调离、辞职、开除、辞退、死亡;方法是按变动类型分别处理;实质是责任存续而实现形式受限。三者之中,第三项为全条的精髓,故须辨明。

或问:既然责任存续,何以对辞职者只“可以”调查,对死亡者竟“不启动”。答曰:存续者,责任之本体;实现者,责任之形式。本体不灭,形式可变。对辞职者,责任虽存而无处分可给,故调查与否委诸裁量;对死亡者,责任主体已不存在,故程序无从启动。此非责任的消灭,而是实现的不能。

三、体系定位

(一)第三章的收束条款

第三章十条,第十二条定裁量基准,第十三条定审判人员分配,第十四条定辅助人员分配,本条定主体变动。四条合观,构成“量责、分责、定主体”的完整链条。

本条的位置,在分配之后。分配解决“在职者如何分担”,本条解决“离任者如何追究”。二者合,方使追责不留死角:在职者依分配规则,离任者依本条规则。

(二)与第二条的呼应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司法人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本条则把“终身”落到程序:何时调查、如何明确责任、如何处理、何时终止。

故本条是第二条的程序化。无第二条,本条便失其根据,因责任既已消灭,何须再论调查;无本条,第二条便失其落地,因“终身”云云,终归一句宣示。二者一为实体,一为程序。

(三)与第二十二条的管辖衔接

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发生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司法人员所在人民法院受理线索、开展调查;干部管理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本条则规定退休、调离等人员的调查。

二者有一处须辨:退休、调离人员已不在原岗位,其“所在人民法院”如何确定?拙见以为,仍以行为发生时的所在法院为准。故原法院仍有调查义务,不因人员离任而转移。此一解释,与本条“应当对其开展调查”的义务性相合。

(四)与第二十六条的线索衔接

第二十六条把人民法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案件质量评查中被评为最差等次的案件、因存在相关问题引发重大舆情的案件,列为线索来源。此条与本条的关系,在于前者定线索,后者定主体。若国家赔偿案件的责任人已退休,则线索经第二十六条进入,主体依本条处理。二者一为入口,一为出口。

(五)与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的救济衔接

退休、调离人员被追究责任的,仍享有救济权。第四十一条规定申诉、复核,未以在职为限,故离任者亦可援引。第四十三条规定澄清正名与恢复待遇,对离任者尤具实益,因其待遇已定,恢复尤为具体。

故本条与救济条款的关系,是“追究”与“救济”的两端。有追究而无救济,则离任者无从抗辩;有救济而无追究,则离任者成为责任的真空。二者并设,方为完整。

四、源流考辨

(一)政策源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此一政策,要求责任不因时间经过而消灭,亦不因身份变动而消灭。

然政策只言“终身”,未言“如何终身”。若不作程序安排,则“终身”二字,或流为空文,或沦为无限追责。本条即为此而设:它以三档措辞,把“终身”落为可操作的规则。

(二)法律源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依法应当予以降级、撤职、开除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对其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依照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此条为本条第一款“依照相关规定处理”提供了实体依据。二者的分工是:本条例定调查义务与程序,该条定责任形式与后果。

(三)比较源

1998年《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离任人员的追责,未设专条。实践中,人员一旦退休或者调离,追责多不了了之。此一状况,与“终身负责”的要求相悖。

本条补此空白,其意义有三:其一,明确离任者仍在追责范围之内;其二,明确不同离任类型的处理差异;其三,明确死亡的绝对障碍,避免无益的程序空转。

(四)由“追责到人”到“责任到行为”

本条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把责任的对象,从“人”转向“行为”。在职者担责,因其为行为的实施者;离任者仍担责,因其行为仍在。责任附着于行为,不附着于身份。

此一转,与第二条“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的表述,正相呼应。条文不说“司法人员终身负责”,而说“对其行为终身负责”,其用意正在于把责任锚定在行为上。明乎此,则知本条非为离任者设限,而为行为责任张目。

五、规范释义

(一)三档措辞的结构

三档措辞,对应三类身份状态。第一类,退休与调离,用“应当”,是强制义务。第二类,辞职、开除、辞退,用“可以”,是裁量权力。第三类,死亡,用“不启动”与“终止”,是绝对障碍。

三者递减的根据,不在责任的重要性,而在实现的可能性。退休者有待遇可调,调离者有新单位可通报,故实现尚有路径,义务因而是强制的。辞职、开除、辞退者已脱离公职关系,无处分可给,实现路径狭窄,故委诸裁量。死亡者已无责任主体,实现全无可能,故程序不得启动。

此一解释,可由条文的内在逻辑证成。第一款后段云“应当追究司法责任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明示“处理”须依其他规范;第二款只云“明确其承担的责任”,不及“处理”。二者之别,正是实现可能性的有无。

此一立法技术,可称为“以措辞定强度”。同一条文之内,不设款次的轻重之分,而以“应当”“可以”的用语差异,标示义务的强弱。此法之利,在于简洁;其弊,在于隐晦。读者若不细辨,便易将三者一律看待。故适用本条,须逐款辨其措辞,不可笼统称“依第十五条处理”。

(二)第一款:退休与调离

本款含三个动作:开展调查、明确责任、依规处理。三者递进,缺一不可。

开展调查,是本条例所设的强制义务。“应当”二字,意味着不得以“已退休”“已调离”为由拒绝调查。此点实务中尤须注意:退休不是追责的终点,调离不是责任的豁免。

明确责任,是调查的结论。其内容,是认定行为是否违反审判职责、该当何项、过错形态如何、责任大小几何。此一结论,虽不直接产生处分,却是后续处理的依据。

依规处理,是责任的落地。“依照相关规定”一语,指向《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等规范。对退休者,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对调离者,通报其现所在单位或者依其新身份处理。故本条例不自设责任形式,只作程序衔接。

调离一语,须辨。它不同于辞职,亦不同于退休:调离者仍在体制之内,只是岗位变更。故其责任形式,不限于待遇调整,还可依其新身份处理:调入党政机关的,依公务员法处理;调入其他法院的,由新单位依本条例处理;调入企事业单位的,通报其所在单位。故第一款“依照相关规定处理”,对调离者而言,路径比退休者更宽。

(三)第二款:辞职、开除、辞退

本款含两个动作:可以调查、明确责任。注意,只有“明确责任”,没有“处理”。此一省略,非为疏漏,而为实情:已脱离公职关系者,无处分可给,亦无待遇可调。

“可以”二字,是裁量。裁量的考量因素,宜有三:其一,行为的严重程度,重大者应查,轻微者可不查;其二,线索的充分程度,有据者应查,无据者可不查;其三,追责的实益,涉及国家赔偿追偿、资格限制者应查,纯属程序空转者可不查。

“明确责任”之后如何?条文未答。此为本条的一处空白,详见第七部分。

(四)第三款:死亡

本款分两句。第一句定“不启动”:对已死亡的司法人员,不启动追责程序。第二句定“终止”:程序启动后死亡的,终止追责。前者是入口的封闭,后者是过程的截断。

死亡何以成为绝对障碍?理由有三。其一,责任的人身专属性。司法责任以人的身份为载体,人既亡故,载体不存。其二,追责目的的不达。追责之目的,在惩戒本人、警示他人。本人已逝,惩戒无所施;警示可借案例,不必以追责为形式。其三,程序的正当性。对死者进行追责程序,其近亲属无从代为申辩,程序保障形同虚设。

然须注意,“不启动”与“终止”所限者,是“对死者的追责程序”,不是“与死者有关的一切程序”。二者不可混同,详见第七部分。

死亡终止追责,然死者近亲属的权利不因此消灭。若死者生前遭受不实举报,近亲属可依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主张澄清;若死者生前被错误追责,近亲属可依第四十一条主张申诉。此二权利,不以追责程序的存在为前提,故不因第三款的终止而消灭。实务中常见“人已死亡、一切了结”的做法,实为误解。

(五)与《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的衔接

本款与本条的衔接,有一处须辨。《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已退休的公职人员“可以对其立案调查”;本条规定,对已退休的司法人员“应当对其开展调查”。二者措辞不同,一为“可以”,一为“应当”。

此一差异,非为矛盾,而为主体与性质之别。该条所定者,是监察机关的立案调查权,属裁量;本条所定者,是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调查义务,属强制。二者并行不悖:法院应当调查,监察机关可以立案。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此一差异,实务中最易被误读为“法院比监察机关更严”。其实不然。二者的性质不同:一为纪律程序的启动权,一为司法责任的查明义务。前者可以不行使,后者不得拒绝履行。混淆二者,便会错判法院的义务强度,亦会错判监察机关的裁量空间。

(六)终身负责与责任实现

本条与第二条的关系,须再申说。第二条定“终身负责”,本条定“如何负责”。二者的分工,可概括为四句话:责任不消灭,形式可变更,程序须启动,实现有边界。

“责任不消灭”,是第二条的本旨。“形式可变更”,是本条第一款的实情:退休者由处分改为待遇调整,调离者由本院处理改为通报。“程序须启动”,是本条第一款的义务:纵不能处分,亦须调查、明确责任。“实现有边界”,是本条第二款、第三款的限制:辞职者可以查可不查,死亡者不得查。

四句话合观,可见“终身负责”的真实含义:它不是无限追责的授权,而是责任存续的宣示。责任常在,然其实现须依规范、依身份、依可能。明乎此,则知本条非为追责设限,而为追责定轨。

本条的终止,与第四十三条的澄清正名,另有一处须辨。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侮辱诽谤,致名誉损害的,法院应当澄清。此条所保护者,是名誉,而非责任。名誉不因死亡而消灭,故澄清义务亦不因死亡而终止。故第三款的“终止追责”,不阻却第四十三条的适用。

六、适用条件拆解

(一)前提条件:身份已经变动

须先查明身份变动的类型:退休、调离、辞职、开除、辞退、死亡。类型不同,适用款次不同,义务强度亦不同。

(二)时间条件:行为发生于变动之前

本条所追者,是“退休或者调离前”的行为。故须查明行为的发生时点,与身份变动的时点相比较。变动之后的行为,不属本条射程。

(三)事实条件:存在可能需要追究责任的情形

“可能存在”四字,是启动门槛。它不要求已经确认责任成立,只要求有初步事实指向责任。故此一门槛低于立案标准,近于线索研判的标准。

(四)义务条件:应当、可以、不得

依变动类型定义务强度:退休、调离者,应当调查;辞职、开除、辞退者,可以调查;死亡者,不得启动。三者不可混淆。

(五)后果条件:明确责任与依规处理

调查之后,须明确责任。退休、调离者,并须依规处理;辞职、开除、辞退者,只明确责任,不涉处理。

以例明之。某法官2018年审理一案,2023年退休,2025年该案因新证据被再审改判。此时,行为发生于2018年,身份变动于2023年,线索发现于2025年。依本条第一款,属“退休前存在可能需要追究司法责任情形”,故应当开展调查。

调查之后,有两种可能:若认定其系依法履职,依第二十条第(一)项不予追究;若认定有重大过失且造成严重后果,则明确责任,并依《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调整其待遇。两种可能,皆以调查为前提,故“应当调查”是硬性要求,不因结果如何而改变。

七、争点辨析

(一)争点一:三档措辞是否意味责任轻重不同

一说认为,三档措辞反映责任的轻重:退休者责任最重,故“应当”;辞职者次之,故“可以”;死亡者最轻,故“不启动”。另一说认为,三者与责任轻重无关。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责任的有无与轻重,由第二条及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决定,不因身份变动而改变。同一行为,在职时该当第八条第(五)项,退休后仍该当该项,轻重不变。其二,措辞所差者,是实现形式的有无,不是责任本身的大小。其三,若以措辞定轻重,则死亡者岂非责任最轻,此显然不通:死亡者之所以不追,正因其责任已无从实现,非因其责任轻微。

故三档措辞的正确解读是:责任的实现可能性递减,非责任的重要性递减。此一区分,关涉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若误以措辞定轻重,则退休者将被从重处理,辞职者被从轻发落,皆失其平。

实务中的误读,多在两处。其一,以“可以”为“不必”。对辞职者,追责方常以“可以调查”为由,一概不予调查。此说混同了裁量与怠惰:“可以”是授权,不是免除;行使与否,须说明理由。其二,以“不启动”为“不必查明”。对死者,常以“不启动”为由,连事实亦不查明。此说混同了程序与事实:程序可止,事实不可不明。

(二)争点二:辞职人员明确责任之后如何

第二款只云“明确其承担的责任”,未云如何处理。此一空白,实务中须填补。

拙见以为,“明确责任”有三重实益。其一,为追偿提供依据。若系争行为致国家赔偿,依第三十九条及《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可向责任人追偿;责任既已明确,追偿便有据。其二,为资格限制提供依据。某些职业或者职务,对有司法责任记录者设有准入限制;责任明确,方可适用。其三,为档案记载提供依据。责任结论入档,可供后续查询。

三重实益之外,尚须注意一处限制:明确责任不等于作出处分。对已辞职者,不得以“明确责任”为名,变相处分。故处理决定中,宜明示其性质为“责任认定”,而非“处分决定”,以免混淆救济渠道。

(三)争点三:死亡终止追责是否绝对

第三款用“不启动”与“终止”,措辞绝对。然是否意味着与死者有关的一切程序皆须停止?

拙见以为不然。死亡所终止者,是“对死者的追责程序”,不及于三者。其一,对共同责任人的追责。同一案件,数人共担责任,一人死亡,不影响他人。其二,事实的查明。为澄清正名、为国家赔偿、为案例警示,事实仍须查明,只是不作出责任结论。其三,第四十三条的适用。若死者生前遭受不实举报,其近亲属可主张澄清;此非追责程序,而是保护程序,不因死亡而终止。

三者之中,第二项最易被忽略。实务中常见“人已死亡、案件了结”的做法,看似省事,实则可能遗留问题:国家赔偿的追偿对象不明,共同责任人的责任无从划分,死者名誉亦无从澄清。故正确的处理是:终止追责程序,不终止事实查明。

八、案例印证

(一)案例三:退休后追责的直接实证

案例三中,宋某系某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处时任主任,2025年因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情节严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鉴于其已退休,按照相关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同时因犯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是本条第一款的完整实证:宋某已退休,仍被追责;追责的形式有三,即党纪处分、待遇调整、刑事责任。典型案例的说明亦明确写道:司法人员退休后仍被追究司法责任,体现了司法人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的原则要求。

(二)案例三揭示的一条规则:身份决定形式

宋某案最值玩味者,是其责任形式的组合。开除党籍,属党纪处分;调整退休待遇,依《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追究。三者之中,独无政务处分。

何故?因宋某已退休,公职身份已失,政务处分无从给予。然其党员身份仍在,故党纪处分可行。此即“身份决定形式”之例:责任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当事人现存的身份,而非行为的性质。

此一规则,可推而广之。退休的党员法官,可给党纪处分,不可给政务处分,可调待遇;退休的非党员法官,既不可给党纪处分,亦不可给政务处分,只能调待遇。辞职者,无论党员与否,皆无公职身份,故只能明确责任,不能处分。明乎此,则知本条的适用,须先查身份,再定形式。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规则可概括为八个字:身份决定形式,行为决定轻重。行为定其应否负责、负何责;身份定其以何形式负责。二者分工,不可混谈。实务中常见的偏差,恰在混谈:或以身份之变而免其责,或以行为之重而强其形。

(三)由案例三看“依照相关规定处理”的指向

案例三中,“按照相关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正是本条第一款“依照相关规定处理”的具体化。其所依者,为《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

此一指向,说明本条例的定位:它不自行创设对离任者的责任形式,只作程序衔接。故适用本条时,须同时查阅相关规范,不可径依本条例作出处理决定。此为“条例定程序、他法定后果”之例,与前述数条的原理一贯。

尚可与其余三案作一对照。四案之中,唯案例三涉离任人员。案例一、案例二的处理形式为党纪处分与组织处理,未涉待遇调整;案例四为党纪处分。三者并列,可见身份对责任形式的决定作用:在职者,形式多元;离任者,形式受限。同一行为,因身份不同而形式不同,此即本条的核心。

九、适用指引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查身份,再定款次。退休、调离者适用第一款,辞职、开除、辞退者适用第二款,死亡者适用第三款。身份不明者,须先查明,不得径行推定。

其二,退休不是终点。对已退休人员,凡有线索指向任内行为的,皆应依第一款开展调查,不得以“已退休”为由搁置。此为“应当”二字的硬性要求。

其三,处理须依他法。第一款后段的“依照相关规定处理”,指向《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等规范。作出处理决定时,须同时援引该规范,不可仅引本条例。

其四,死亡须区分。终止的是追责程序,不终止事实查明。涉共同责任人、国家赔偿、澄清正名的,仍须查明事实,只是不作出责任结论。

(二)司法人员

其一,退休不等于免责。凡任内行为可能被追责者,纵已退休,仍可能被调查。故离任前宜整理履职资料,以备日后说明。

其二,注意身份与形式的关系。党员身份者,纵退休仍可能受党纪处分;公职身份已失者,不受政务处分,但待遇可调。明乎此,则知抗辩的方向亦不同。

其三,注意救济权不因离任而消灭。第四十一条的申诉、复核,第四十三条的澄清正名与待遇恢复,对离任者同样适用。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先辨身份状态。当事人是退休、调离、辞职、开除、辞退,抑或已死亡?身份不同,程序不同,抗辩空间亦不同。

其二,用义务强度抗辩。对退休、调离者,追责方负有“应当调查”的义务,故可主张其未履行调查义务;对辞职、开除、辞退者,追责方享有“可以调查”的裁量,故可主张其裁量不当。二者方向不同。

其三,注意“明确责任”与“处分”之别。对已辞职者的处理,若名为“责任认定”而实为处分,可主张其混淆性质、规避程序。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宜先作一张身份时序表:以时间为轴,标注任职期间、行为发生时点、身份变动时点、追责启动时点。四点一定,则适用何款、义务几何,一目了然。此类案件之争,多在时点而不在实体。

十、条文评析

(一)可取之处

其一,三档措辞,区分精细。“应当”“可以”“不启动”三词,把身份变动的三种状态,落为三种义务强度。此在立法技术上,堪称经济。

其二,明确责任存续而实现受限。本条不因身份变动而免除责任,亦不因责任存续而强求实现。一存一限,恰得其中。

其三,死亡终止,符合责任的人身专属性。追责以人为对象,人亡则对象不存,程序自应终止。此一处理,合乎法理,亦合乎人情。

其四,为“终身负责”提供程序出口。第二条的“终身”,若无本条,便只是一句宣示;有本条,方有调查、明确、处理、终止的完整流程。

(二)可议之处

其一,“明确责任”的法律效果未定。第二款只云明确责任,未云明确之后如何。实务中易生两种做法:或者明确而无所用,或者以明确为名行处分之实。

其二,辞职人员的后续处理空白。追偿、资格限制、档案记载,条文皆未及。

其三,死亡终止与共同责任人、事实查明、澄清正名的关系未明。实务中易将“终止追责”误作“终止一切”。

其四,“依照相关规定处理”指向不明。未列明所依何规,适用时须另行检索,易生遗漏。

其五,未规定对离任人员调查的期限与管辖。第三十二条的三个月期限,是否适用?原法院是否仍有管辖权?条文未答。

其六,未规定离任人员的配合义务。已退休、已辞职者,是否仍有配合调查的义务?不配合者如何处理?条文未设。

其七,未规定责任结论的档案处理。离任人员的责任结论,是否入档、如何入档、保存多久,条文未及。此一空白,影响后续的追偿、资格限制与查询,宜由实施细则补足。

(三)完善建议

其一,明确“明确责任”的法律效果,列明三项:追偿依据、资格限制依据、档案记载依据;并明示其性质为责任认定,非处分决定。

其二,明定“依照相关规定处理”的指向,列明《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等规范,避免适用时遗漏。

其三,明确死亡终止的边界:终止追责程序,不终止事实查明;涉共同责任人、国家赔偿、澄清正名者,仍须查明。

其四,明定对离任人员调查的期限与管辖:期限准用第三十二条,管辖以行为发生时的所在法院为准。

其五,增设离任人员的配合义务,规定其应当配合调查;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者,可依第十六条第(二)项从严处理,或者通报其现所在单位。

余论

终身负责四个字,听来沉重。有人读之为“一辈子甩不掉的包袱”,有人读之为“退休也逃不掉的追责”。二读皆偏。

本条所显示的,是另一种读法:责任终身,而实现有度。责任不因退休而消灭,故曰终身;实现须依身份、依规范、依可能,故曰有度。终身与有度,看似矛盾,实则相成:无终身,则责任可逃;无有度,则追责无界。

故读本条,宜记一句话:责任的寿命是终身的,责任的形式是有限的。明乎此,则知立法者于严之中,仍留一分克制;于宽之中,仍守一分底线。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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