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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七

2026-11-17 17: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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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七

第七条 党组领导下的牵头体制与权责配置


总则七条,前六条或言目的,或言责任,或言处置,或言原则,或言保护,或言监督,皆为“做什么”。独第七条言“谁来做”,是总则中唯一的组织条款。

组织条款最易被当作分工说明,一读而过。其实不然。分工之中,有权力的来源,有责任的归属,有制约的设计。一部条例能否落到实处,往往不取决于事由写得多细,而取决于由谁牵头、向谁负责、谁能决定。

本条三句,安排五层关系:党组领导,督察牵头,审判业务与审判管理协助,组织人事与机关纪检依职权承办。五层之间,有两个用词值得先记下:一处是“按照党组授权”,一处是“依职权”。前者是派生的权力,后者是固有的权力。同一句中两种权力并置,其分寸极细,本篇的着力处正在于此。

一、条文原文

第七条 司法责任追究在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由人民法院负责督察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督察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按照党组授权具体负责受理问题线索、开展责任调查、提出处理建议等事项。审判业务部门、审判管理部门在线索研判、责任调查等环节提供协助;组织人事部门、机关纪检机构等部门依职权承办有关追责处理事项。

本条共一款,设三句,以句号与分号相隔。第一句定领导与牵头,第二句定协助,第三句定承办。三句之间,是主从关系:第一句为主,后两句为辅。

须注意标点的用法。第二句与第三句之间用分号,说明二者同属“配合”一层;第一句与后两句之间用句号,说明前者与后二者不同层。标点之分,即层次之分。读条文者,于此不可草草。

二、条文主旨

本条确立党组领导、督察牵头、业务协助、依职权承办的追责体制。

主旨须点出四层:领导是谁,牵头是谁,谁协助,谁承办。四层缺一,体制便不完整。若只说“本条规定了追责工作的部门分工”,则失之泛,因为分工只是表象,权责配置才是实质。

尤须辨明者,本条不是任意分工,而是有意分权。领导权、组织权、协助义务、承办职权、决定权,五者分置,互不统属。此一设计,与第五条的“双重限定”同其旨趣:都是以程序的分化,防止权力的集中。

三、体系定位

(一)总则中唯一的组织条款

总则七条,第一条定目的,第二条定责任,第三条定处置,第四条定原则,第五条定保护,第六条定监督,第七条定体制。七条之中,唯第七条不涉价值,不涉要件,只涉机构与权限。故其性质,是组织条款。

组织条款的功能,不在宣示,而在落地。前六条所立的目的、责任、处置、原则、保护、监督,若无本条,皆无承担者。故本条是总则的收束:把抽象的价值,落到具体的机构。

(二)与第六条的衔接

第六条定外部监督,本条定内部体制。二者一外一内,构成追责工作的完整组织框架。

二者有一处交汇:第六条的“纪检监察机关(机构)”,与本条的“机关纪检机构”,所指为一。同一主体,在外部监督中是监督者,在内部体制中是承办者。此一身二任,已于前篇论及,此处只须记住:本条所称“依职权承办”,正是其承办者身份的规范依据。

(三)与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贯通

本条是体制的原则,后五条是体制的展开。第二十二条定管辖,即由所在法院受理线索、开展调查,此为本条“牵头”的空间落点。第二十九条定启动,即督察部门研判后报请院长批准,此为本条“授权”的程序落点。第三十条定调查组组成,即由督察部门、审判管理部门、机关纪检机构派员组成,此为本条“协助”与“承办”的组织落点。

第三十七条定审查与建议,即督察部门审查调查报告后提出处理意见,此为本条“提出处理建议”的具体化。第三十八条定决定与办理,即按干部管理权限作出决定,组织处理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党纪处分与处分依各自规范办理,此为本条“依职权承办”的具体化。

五条贯通,可见本条的每一个词,在分则中皆有对应。此即组织条款的写法:总则一句,分则五条。

(四)与第四条第(一)项的呼应

第四条第(一)项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本条则以“在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的领导下”一语,把该项原则落为组织安排。

原则与体制的关系,由此可明:原则说为什么必须由党领导,体制说党如何领导。前者是理,后者是术。无理则术无所归,无术则理无所寄。

四、源流考辨

(一)督察机构的设立

督察部门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逐步设立并强化的机构。依2026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的公开信息,出席人员中有最高人民法院督察局局长,可见督察部门已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实体内设机构。地方法院亦相应设立督察室或者督察部门。

督察机构的职能,兼有业务性与纪律性。司法巡查、审务督察、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信息筛查、违纪违法案件倒查,皆在其列。此一职能定位,决定了它既不同于纯粹的审判管理部门,也不同于纯粹的纪检监察机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类机构。

(二)由分散办理到牵头组织

此前的追责工作,多由纪检监察部门或者审判监督部门分散办理。此种模式的弊端有二:其一,标准不一,同一行为在不同部门可能有不同评价;其二,责任不清,出了问题难以追责到具体部门。

本条例改分散为集中,设“牵头组织实施”一职,由督察部门承担。此一改动,解决了标准与责任两个问题:标准因集中而统一,责任因牵头而明确。

(三)党组领导的规范化

党组对追责工作的领导,此前多体现于个案审批,缺少制度化安排。本条例把“在党组的领导下”写入总则,并在第三十八条设定“报请党组研究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使领导由原则变为流程。

此一规范化,意义有二。其一,使党组的领导有据可循,不因领导人而异;其二,使党组的领导有迹可查,须经研究、须作决定、须留记录。前者防任意,后者防推诿。

(四)授权与职权的分设

本条最见功力处,是把督察部门的权力表述为“按照党组授权”,而把组织人事部门、机关纪检机构的权力表述为“依职权”。两种表述,两种权力性质。

此一分设,非文字技巧,而是制度安排。督察部门是本院内设机构,其调查权无法律直接授予,只能来自党组的授权;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管理权、机关纪检机构的纪律检查权,则各有其法定或者党规依据,故曰“依职权”。

由此可推出一条解释规则:凡条文对督察部门使用“按照”“报请”“提出建议”一类表述者,皆表明其无终局决定权;凡对组织人事、机关纪检使用“依职权”“办理”一类表述者,皆表明其在本职权范围内可自主决定。用词之别,即权限之别。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本条对三个层次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对督察部门用“按照”,对审判业务与审判管理部门用“提供”,对组织人事与机关纪检用“依”。三个动词,对应三种权力形态:按照者,承命而行;提供者,辅助而成;依者,本权而办。一字之差,权源迥异,不可互换。

五、规范释义

(一)三层结构的读法

本条三句,可分三层。第一层是领导与牵头,解决“谁负责”;第二层是协助,解决“谁帮忙”;第三层是承办,解决“谁办理”。三层之间,不是并列,而是主从:牵头者主其事,协助者辅其事,承办者成其事。

三层之外,尚有一个不在条文之中而实在的关键:决定。决定权不在督察部门,不在协助部门,而分散于党组、院长、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此一“办案者不决定、决定者不办案”的安排,是本条最值得体味之处。

(二)党组领导:政治领导而非事务替代

党组是党的领导机构,其职责依《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所定,在于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故党组对追责工作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重大事项的领导,不是对每一起案件的具体办理。

此一区分,关涉权责的归属。党组研究决定的是:是否启动追责、给予何种处理、如何把握政策。党组不研究的是:某一证据是否采信、某一行为是否该当某项、某一情节是否从宽。前者是政治判断,后者是专业判断。混淆二者,则党组不胜其烦,专业判断亦失其据。

第三十八条的表述,正合此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应当给予组织处理的,由督察部门商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建议,由组织人事部门依规办理,并报请党组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可见党组研究的是“处理决定”,不是“调查结论”。调查结论由督察部门作,处理决定由党组作。二者分际,清楚可辨。

(三)督察部门牵头:牵头的三重含义

“牵头”二字,至少有三重含义。其一,组织者,即由督察部门召集、协调、推进,其他部门在其组织下参与。其二,汇总者,即线索由其受理,材料由其汇总,报告由其形成。其三,对外代表者,即对党组负责,对外承接移送与通报。

三重含义之外,须辨一重非含义:牵头不等于包办。第三十条之所以规定调查组由督察部门、审判管理部门、机关纪检机构派员组成,正是为防止牵头变为包办。牵头者组织他人参与,包办者取代他人参与。二者形似而实异。

牵头的难点,实践中往往不在组织,而在协调。协调之难有三:其一,审判业务部门以办案为要,参与研判常被视为额外负担;其二,审判管理部门与督察部门职能相近,界定不清则相互推诿;其三,机关纪检机构属派驻管理,其工作节奏不由法院掌握。三者皆非条文所能解决,须以机制补之。

(四)按照党组授权:授权而非职权

“按照党组授权”一语,是本条最须细读之处。它表明督察部门的权力有三个特点:其一,派生性,即权力来自党组,不是法律直接授予;其二,限定性,即权力限于授权范围,即受理线索、开展调查、提出建议三项;其三,可收回性,即党组可以变更或者撤回授权。

派生性的实益,在于明确督察部门无终局决定权。它可以调查,可以建议,但不能决定。第二十九条之所以规定“报请本院院长批准启动”,第三十七条之所以规定“报请院长批准后”提出处理意见,其理皆在此。

限定性的实益,在于划定越权之界。督察部门若径行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径行认定党纪责任,即属越权。前者侵夺党组与院长的决定权,后者侵夺党组织的纪律处分权。二者皆为程序违法,可依第四十一条主张。

可收回性的实益,在于保持党组的控制力。授权不是让渡,党组始终保留对追责工作的领导权。此点在实务中少有人论,然其意义不小:它意味着督察部门的牵头地位,不是其固有地位,而是党组赋予的地位。

(五)三项事项:入口、过程、出口

受理问题线索,是入口。线索来自第二十五条所列七种渠道,由督察部门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研判。统一之理,在于防止线索散落于各部门而无人负责。

开展责任调查,是过程。调查依第三十一条所定六种方式,由调查组实施,期限依第三十二条为三个月,可延长三个月。

提出处理建议,是出口。建议依第三十七条作出,报院长批准后,按情形分别处理:涉及法官且符合法定情形的,提请惩戒委员会审查;符合免予、不予情形的,提出建议;无证据的,了结并书面通知。

三项事项,构成一个完整的办案链条:入口、过程、出口。然三者皆止于“建议”,不含“决定”。故督察部门是办案机关,不是决定机关。

(六)协助:义务的性质与边界

“提供协助”是义务,不是权力。审判业务部门与审判管理部门,不得以业务繁忙为由拒绝协助;然其协助,亦不得越出“线索研判、责任调查”两个环节。

协助的形态,可有三类。其一,专业咨询,即就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审判职责出具意见。其二,资料提供,即提供案卷、笔录、流程数据。其三,人员参与,即派员参加研判会议或者调查组的辅助工作。三类之中,前两类为常态,第三类须谨慎。

何以须谨慎?因第三十条所定调查组组成人员,为督察部门、审判管理部门、机关纪检机构三方,未列审判业务部门。故审判业务部门可以协助,但不宜作为调查组的正式成员。此一区别,非文字游戏,而是中立性的要求:审判业务部门的人员,与被调查的法官多为同事,深度参与调查,难免人情之累。

此一观察,可补条文之未明。第七条说“协助”,第三十条说“组成”,二者用词不同,实含深意。立法者有意让审判业务部门止于协助,不让其进入调查组的核心。

(七)承办:依职权的含义

“依职权承办”,与前文的“按照党组授权”相对。依职权者,谓其权力本诸法定或者党规,不待另行授权。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管理权,本于干部管理体制;机关纪检机构的纪律检查权,本于党章党规。故其办理追责事项,是行使其固有职权,不是代行他人职权。

此一区别,有实务意义。督察部门提出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可以不采纳,因其有独立职权;反之,督察部门亦不得指令组织人事部门如何办理,因其无此项权限。二者的关系,是协作,不是隶属。

“等部门”三字,为不完全列举。除组织人事、机关纪检外,尚有办公室、研究室、司法技术部门等,视追责事项的性质而定。此三字,为体制留出弹性,亦为扩张留下空间。

(八)调查权与决定权的分离

本条最深的设计,不在分工,而在分权。调查权归督察部门,决定权归党组与院长,承办权归组织人事与机关纪检。三权分置,各不相属,形成相互制约。

此一设计与审判权的配置恰成对照。审判讲“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即审理者与裁判者同一;追责则讲“调查者不决定,决定者不调查”,即调查者与决定者分离。二者方向相反,其理则一:皆为使权力受到制约。审判制约的是外部干预,追责制约的是内部徇私。

由此可悟一事:程序正义的具体形态,因事而异。审判以同一为要,追责以分离为要。不明此理,则以审判的逻辑套追责,或者以追责的逻辑套审判,皆失之。

六、权责结构拆解

本条不设要件,而设权责。拆解之法,循五权分置。

(一)领导权:党组

领导权的内容有三:定方向,即把握追责工作的政治方向;定大事,即研究决定处理事项;定干部,即按党管干部原则管理追责干部。三项之中,第二项与本条最相关,其具体化即第三十八条的“报请党组研究作出处理决定”。

(二)组织权:督察部门

组织权的内容有三:组织调查,即成立调查组、推进调查进程;汇总材料,即形成调查报告;提出建议,即提出处理意见。三项皆属程序性权力,无终局性。

(三)协助义务:审判业务部门与审判管理部门

协助义务的射程限于“线索研判、责任调查”两个环节。超出此二环节,如处理决定的作出、党纪处分的建议,不在协助之列。此一限缩,防止协助义务无限扩张。

(四)承办职权:组织人事部门与机关纪检机构

承办职权的内容,视追责事项而定。组织处理由组织人事部门办理,党纪处分由机关纪检机构配合党组织办理,处分依《政务处分法》《公务员法》所定程序办理。三者各依其职权,不待督察部门授权。

(五)决定权:党组、院长与有权限机关

决定权分散于三处:组织处理由本院党组研究决定;党纪处分由党组织决定;处分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职权作出。三处之间,以干部管理权限为界(第三条),以追责事由为断(第八条至第十一条)。以本院名义作出的处理决定,由院长签发。

(六)五权分置的意义

五权分置,其要有三。其一,防专断,即无人可独揽追责全程。其二,保专业,即专业判断由专业部门作。其三,明责任,即各环节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出了偏差可追溯。

然五权分置亦有其弊:协调成本高,程序链条长,易生推诿。故本条以“牵头”补其弊:由督察部门统一组织,使分散的权力在程序上得以贯通。分权以防专断,牵头以防涣散。二者相济,方为完整。

七、争点辨析

(一)争点一:党组领导与院长负责制如何协调

法院的审判与行政事务,由院长依法负责;党组则是党的领导机构,负责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二者一为法定职权,一为党内领导。在追责工作中,二者如何衔接,条文未作正面回答。

一说认为,党组领导优先,院长签发只是形式。另一说认为,院长负责制是法定原则,党组不得代替院长行使职权。

拙见折中,但须区分两件事:决定权的归属,与文书的名义。决定权属谁,取决于该种处理由谁作出:组织处理由本院自行决定,故归党组研究;党纪处分由党组织决定,政务处分由监察机关决定,本院只须完成内部审批以启动办理。文书的名义,则以本院名义作出者,由院长签发。二事各别,不可混为一谈。

第三十八条的表述,正合此理。该条第二款规定,组织处理由督察部门商相关部门提出建议,由组织人事部门依规办理,并报请党组研究作出处理决定;第三款规定,党纪处分或者处分,督察部门报请本院院长审批后,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前者所以经党组研究,因决定权在本院;后者所以只须院长审批,因决定权在外部机关,本院所为者仅是启动办理。决定的归属不同,程序的繁简随之不同。

故协调之道,不在争先后,而在辨归属。决定权在本院者,党组研究;决定权在外部机关者,院长审批。二者各守其分,则不相侵。至于以本院名义作出的处理决定,无论何者,皆由院长签发,此为文书名义之当然,非权力之争。

(二)争点二:督察部门调查权的性质

一说认为,督察部门的调查权是法定职权。其理由为:第三十一条明定六种调查方式,第三十二条明定调查期限,具有法定职权的形式特征。另一说认为,其调查权是授权,条文“按照党组授权”一语已明。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条文用语明确。“按照党组授权”五字,是权力来源的直接表述,非可有可无的修饰。其二,无强制力。第三十一条所定六种方式,查阅、调取、谈话、询问、走访、咨询,皆以被调查者配合为前提,无强制措施。法定职权通常伴随强制力,授权则否。其三,启动须批准。第二十九条规定,启动调查须报请院长批准,并制作调查决定书。若为法定职权,何须逐案批准。

授权说的实务意义有三。其一,越权可抗辩。督察部门超出授权范围行使权力,被调查者可主张程序违法。其二,授权可撤回。党组变更授权范围,督察部门须相应调整。其三,授权须明示。授权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不宜以口头或者惯例代替。此点条例未明,宜由实施细则补充。

(三)争点三:协助与组成之别

第七条列审判业务部门、审判管理部门为协助者;第三十条列督察部门、审判管理部门、机关纪检机构为调查组组成者。两处名单不同:审判管理部门两处皆有,审判业务部门只在协助之列,机关纪检机构只在组成之列。

此一差异,非立法疏漏,而是有意安排。审判管理部门熟悉案件流程与质量评查,故既协助又组成;审判业务部门熟悉实体判断,故只协助不组成;机关纪检机构掌握纪律审查资源,故只组成不协助。三者各因其能而定位。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安排还可从另一角度理解:距离。审判业务部门与被调查的法官距离最近,同为法官、同办案件、同处一庭,深度参与调查,难免人情之累;审判管理部门距离稍远,其职责本在流程监督,中立性较强;机关纪检机构距离最远,其职责本在纪律审查,独立性最强。故三者参与程度不同,实以其与被调查者的距离为序。此一解释,虽出推测,然与制度设计的常理相合。

八、案例印证

(一)四案处置主体的体制投影

四则追责案例的处置,可反推本条所定体制的实际运行。案例一,刘某受党内警告处分与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党纪处分由党组织作出,组织处理由法院作出,二者并行。案例二,刘某受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其前提是省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认定。案例三,宋某受开除党籍处分、待遇调整与刑事追究,三线并行。案例四,李某、苗某各受党内警告处分,由党组织作出。

四案的处理主体,涉及党组织、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司法机关。而调查报告的形成、处理建议的提出,依本条应由督察部门承担。典型案例未披露此一环节,然由第三十七条所定“督察部门审查调查报告后提出处理意见”可知,督察部门是全部流程的实际组织者。

(二)案例二:惩戒委员会与法院的分工

案例二的价值,在于展示了外部专业机构与本院的衔接口。某省法官惩戒委员会经审议,认定刘某构成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法院据以作出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此中,惩戒委员会作专业认定,法院作处理决定。

依本条,衔接的承担者是督察部门:由其提请惩戒委员会审查,由其接收审查意见,由其提出处理建议。故本条虽未出现“惩戒委员会”字样,却是第三十七条得以运行的组织前提。无督察部门的牵头,提请、接收、建议三个动作便无人承担。

(三)案例披露的限度

四则案例披露的是基本情况、处理结果与典型意义,未披露内部流程:线索由何渠道发现,研判由谁组织,调查组由哪些部门组成,处理建议由谁提出,党组何时研究。此一披露限度,使本条的实际运行状态不可详知。

此一不可知,本身即是一处观察。追责条例的公开,解决了“依据可知”的问题;典型案例的发布,解决了“结果可知”的问题;然“过程可知”的问题,仍未解决。而程序正义的价值,恰在过程。故本条例的实施,尚须配以适度的流程公开,方能使其正当性可见。

九、适用指引

(一)人民法院

其一,明确授权的形式。党组对督察部门的授权,宜以书面形式作出,载明授权事项、范围、期限,避免以惯例代替授权。此为“按照党组授权”一语的当然要求。

其二,区分决定与审批。决定权在本院的,如组织处理,由党组研究;决定权在外部机关的,如党纪处分与处分,由院长审批后依各自规范办理。二者不可颠倒,亦不可以一方代替另一方。

其三,把握协助的边界。审判业务部门协助限于线索研判与责任调查,不宜担任调查组成员、不宜参与谈话询问。此一界限,可由实施细则明定。

其四,注意回避。条例未设督察部门人员的回避规定,然第三十四条已赋予当事司法人员申请回避的权利。故督察部门人员在有利害关系时,应主动回避,此为本条与第三十四条的体系要求。

(二)司法人员

其一,辨明办案主体。调查由督察部门牵头,协助者为审判业务与审判管理部门,承办者为组织人事与机关纪检机构。对不同主体,主张不同的权利:对督察部门主张程序权利,对承办部门主张实体权利。

其二,注意授权越界。若督察部门径行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径行认定党纪责任,可主张其超越授权范围,程序违法。此一抗辩,依据在本条“按照党组授权”一语。

其三,注意决定主体的辨识。处理决定的作出主体,决定救济渠道:党组研究的组织处理,依《组织处理规定(试行)》处理;院长签发的处分,依《公务员法》申诉;党组织作出的党纪处分,依《党纪处分条例》申诉。主体不同,渠道不同。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画清组织图。代理此类案件,首要之事是画清组织图:谁领导,谁牵头,谁协助,谁承办,谁决定。图画清,则每一步的主体与依据自明,何者可争、向谁主张,一目了然。

其二,善用授权抗辩。督察部门的权力来自授权,故其每一项行为,皆应能追溯至授权范围。若不能追溯,即可主张越权。此为一条尚少运用的抗辩路径。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代理此类案件可备三张表:一是组织表,列明各部门在本案中的角色;二是权限表,列明各部门的权力来源与边界;三是时限表,列明调查、延长、审查、处理的各个期限。三表俱备,程序之争便有据可依,不至流于空言。

十、条文评析

(一)可取之处

其一,党组领导下的牵头体制,权责清晰。党组定方向,督察部门牵头,其他部门配合,各有所司,不致使追责工作散落无主。

其二,授权与职权分设,用词精细。“按照党组授权”与“依职权”并置,把派生权力与固有权力区分开来,为越权抗辩提供了文本依据。此在立法技术上,堪称细致。

其三,协助与承办分离,专业互补。审判业务部门提供专业判断,组织人事与机关纪检提供处理通道,督察部门提供程序组织。三者互补,避免了单一部门包办的专业不足。

其四,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契合程序正义。调查者不决定,决定者不调查,使追责权受到内部制约。此一设计,与审判权的配置方向相反,其理则一,皆为制约权力。

(二)可议之处

其一,党组领导与院长负责制的关系未明。条文只说“在党组的领导下”,未说党组决定与院长签发如何衔接。第三十八条虽有分款安排,仍不足以覆盖全部情形。

其二,督察部门的独立性不足。督察部门系本院内设机构,其人事、经费、考核皆在本院,调查本院领导或者资深法官时,难免受制。此一结构性弱点,条文未作补救。

其三,协助义务的边界不明。“提供协助”是义务,然协助到何种程度、不协助有何后果,条文未定。实务中易生两种偏差:或者协助不力,或者越界参与。

其四,与第六条派驻机构的边界未明。督察部门与派驻纪检监察机构,一为内设,一为派出,职能有交叉而无分工规则。二者同时介入时,谁主谁辅,条文未答。

其五,“等部门”留有扩张空间。不完全列举虽有必要,然无边界的不完全列举,易使承办主体泛化,稀释责任。

其六,回避规定缺失。第三十四条赋予当事司法人员申请回避的权利,然未规定督察部门人员的回避事由与决定程序。此一缺口,影响调查的中立性。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决定权的归属与文书的签发:决定权在本院者,党组研究后由院长签发;决定权在外部机关者,院长审批后依各自规范办理,本院不另行作出决定。二者皆须留痕。

其二,增强督察部门的独立性,可采两法:一是重大案件由上级法院督察部门提级办理或者异地办理;二是督察部门负责人的任免、考核,征求上级法院督察部门意见。

其三,明确协助的边界,规定审判业务部门协助的方式限于出具意见、提供资料、参加研判,不担任调查组成员、不参与谈话询问。

其四,明确督察部门与派驻机构的分工:司法责任调查由督察部门牵头,违纪违法调查由派驻机构牵头;二者同时介入时,以行为性质为主确定主办方,另一方配合。

其五,增设回避条款,规定督察部门人员与当事司法人员有近亲属关系、曾经同事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的情形的,应当回避;回避由院长决定。

余论

第七条是总则的收束。前六条所立的价值、要件、原则、保护、监督,到本条才有了承担者。故本条的重要性,不在其文,而在其位。

然组织条款的价值,往往被低估。人们读条例,多爱读事由条款,因其具体;少读组织条款,因其枯燥。而制度运行的实况,恰恰藏在这些枯燥的分工里:谁牵头,谁协助,谁决定,谁承办。分工不清,则事由写得再细,也无人落实;分权不当,则程序设得再密,也可被一人绕过。

故读本条,宜问三事:权力从何而来,边界止于何处,责任落于谁身。三事俱明,体制方为活的体制;三事不明,条文便只是一张机构图。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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