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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六

2026-11-17 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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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六

第六条 外部监督、沟通协调与监督合力


前五条,无论立目的、定责任、明处置、列原则、设保护,视线皆向内:看制度本身,看司法人员,看追责机关。独第六条向外看,看的是法院之外的另一套监督系统。

这一条最短,若不标题号,不足五十字。然其分量,不在字数,而在它所承认的一件事:司法责任追究,不能由法院一家关起门来做。

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追责本是法院的内部事务,事由由本院认定,调查由本院组织,处理由本院作出。若无外部约束,内部事务极易滑向内部消化。故本条以“主动接受”四字,为这套内部机制开了一扇窗。窗开得不大,却足以让光线进来。

一、条文原文

第六条 人民法院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工作应当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的监督,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本条共一款,一句,不设项。句子由三个动宾结构组成:主动接受监督,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合力。三者不是并列的三项要求,而是一个递进的序列:接受监督是起点,沟通协调是方法,形成合力是目标。

尤须注意括注的使用。“纪检监察机关(机构)”一语,以括号补入“机构”二字。此一补足,非为行文周延,而是为涵盖监察体制改革后出现的一类特殊主体,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详见第五部分。

二、条文主旨

本条确立追责工作主动接受纪检监察监督、形成监督合力的外部约束。

主旨须点出三项:义务的姿态,是主动;义务的对象,是纪检监察机关(机构);义务的目标,是形成合力。三者之中,主动二字最见分寸,因其把一种本可被动的接受,转化为一种必须主动的义务。

或解作本条是政策性宣示,无规范意义。此说失之轻。本条虽无罚则,然其义务性是真实的:违反者,其追责工作便失去外部正当性,可依第四十二条由上级法院督促纠正,亦可在个案中构成程序瑕疵。无罚则,不等于无义务。

三、体系定位

(一)总则中的外部监督条款

总则七条,前五条皆向内,第六条向外,第七条再归于内。此一安排,颇具匠心:先立内部规范,再开外部监督,后定内部体制。内外交错,使追责既不封闭,也不失据。

若把总则七条比作一座建筑,第一条是地基,第二条至第五条是梁柱,第七条是屋顶,第六条则是窗。窗不承重,却决定室内是否有光。

(二)与第七条的内外分工

第七条定内部体制:党组领导,督察部门牵头,审判业务部门与审判管理部门协助,组织人事部门与机关纪检机构依职权承办。第六条定外部监督: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的监督。二者一外一内,分工明确。

然二者有一处交汇。第七条所称“机关纪检机构”,正是第六条括注中的“机构”。同一主体,在第六条中是监督者,在第七条中是承办者。一身二任,如何自处,是本条适用中最须辨明的问题,详见第七部分。

(三)与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第四十条的呼应

本条是原则,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第四十条是具体化。第二十二条定移送,即干部管理权限不在法院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第二十三条定线索移送,即发现第二章范围外的违纪违法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第二十四条定一事不再查,即同一行为已被立案的,法院不再组织调查;第四十条定配合,即纪检监察机关办案需要专业意见的,法院应当支持配合。

四条之中,移送与配合是“主动”的具体形态,一事不再查是“合力”的边界规则。故本条的三个动作,在分则中皆有落点。

(四)在本条例中的唯一性

四十七条之中,本条是唯一以外部机关为规范对象的总则条款。其余各条,或规范法院,或规范司法人员,或规范追责程序,皆在法院系统之内。唯本条把视线投向系统之外,承认法院的追责权须受外部约束。

此一承认,具有结构意义。它意味着本条例的效力不是自足的:法院可以自行认定责任、自行作出处理,但其认定与处理是否正当,须接受另一套系统的检验。追责权的正当性,由此获得双重来源。

四、源流考辨

(一)监察体制改革

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是本条得以成立的前提。改革之前,法院的纪律检查机构是本院内设机构,受本院党组领导,名为监督,实为内部管理的一环。改革之后,纪检机构改为派驻纪检监察组,由派出机关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对派出机关负责,与驻在单位形成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此一变,改变了法院内部监督的格局。过去的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如今的监督是“他人监督自己”。本条把这一格局写入总则,正是改革成果的规范确认。

(二)法律源

《监察法》第十一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其第(一)项为监督职责,即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此条为本条提供了权源。法院司法人员属公职人员,其履行审判职责的情况,自在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范围之内。故本条所称“监督”,其法律依据不是本条例自创,而是《监察法》所定。

(三)党规源

2022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规范派驻机构的设置、职责与工作方式。依该规则,派驻机构由派出机关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对驻在单位党组织和公职人员的监督职责。

此规则为本条括注中的“机构”提供了规范基础。法院的派驻纪检监察组,正是依此规则设立并运行的。

(四)由协调配合到主动接受

此前的司法文件,多用“协调配合”一语。协调配合以个案为限,有事则配合,无事则各自安好;主动接受则以常态为态,无事亦须接受,无案亦须报告。二者语气的差异,实为义务强度的差异。

本条例改“协调配合”为“主动接受”,并增“形成监督合力”一句,语气与重心皆有变化。协调配合是被动的,即有事才配合;主动接受是能动的,即无事亦须接受。此一改动,把外部监督从“个案协作”提升为“常态约束”。

更深一层,此一改动也回应了一个现实问题:追责工作的封闭性。追责由法院自行启动、自行调查、自行处理,若无常态化的外部约束,极易形成“选择性追责”,即对亲近者宽、对疏远者严,或者对有舆情者严、对无舆情者宽。主动接受监督,正是对这一倾向的制度性矫正。

五、规范释义

(一)三个动作的递进

接受监督是起点。它确立法院与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即一方有权监督,一方有义务接受。此关系不以个案为限,而以常态为态。

沟通协调是方法。它把单向的监督转化为双向的协作:法院须主动通报情况、移送线索、征询意见;纪检监察机关亦须反馈处理结果、通报调查进展。若无沟通,监督便成事后追责;有沟通,监督方可事前预防。

形成合力是目标。它要求两套系统在同一方向上发力:法院追究司法责任,纪检监察追究违纪违法责任,二者虽有分工,其目的则同,皆为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方向一致,力方成合。

(二)主动二字的分量

“接受监督”已是义务,“主动”二字则加重其分量。何谓主动?至少有三层。其一,主动报告,即定期向派驻机构通报追责工作情况,重大案件随时报告。其二,主动移送,即发现违纪违法线索,不等对方索要,径行移送。其三,主动配合,即调查需要调卷、谈话、查询的,不问缘由,即予配合。

三层之中,第二层最见诚意。线索移送是追责的起点,起点若被截留,其后一切监督皆无从谈起。故主动移送,实为“主动”二字的试金石。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实务中“主动”与“被动”的界限,往往体现在两处细节:一是线索移送是否及时,二是调查配合是否实质。前者可看移送台账与接收回执的时差,后者可看调卷、谈话、查询的响应记录。二者皆有痕迹,故“主动”并非不可检验的姿态,而是可以查证的行为。

(三)机关与机构的二分

括注中的“机构”二字,指向一类特殊主体。机关者,指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其在法院之外,为纯粹的外部监督。机构者,指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其由机关派出,驻于法院之内,为“外部的内部”。

二者性质不同。机关的监督是外部监督,其介入须经法定程序;机构的监督是派驻监督,其介入是日常的、近距离的、嵌入式的。故本条以括注并列二者,实为涵盖两种监督形态:一是定期式的、程序式的外部监督,一是常态化、近距离的派驻监督。

此一区分,对适用极重要。向机关移送,依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定程序办理;向机构报告,则依派驻监督的日常机制办理。二者不可混同,否则要么贻误时机,要么越权介入。

(四)监督的范围:监督、调查、处置之别

《监察法》第十一条把监察机关的职责分为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本条所称“监督”,仅指第一项,即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及于调查与处置。

此一限定的意义有二。其一,监督不等于办案。派驻机构可以列席会议、查阅资料、谈话提醒、受理举报;涉及职务违法调查与政务处分的,依《监察法》所定权限与程序办理。其二,监督不等于替代。法院的追责程序不因监督而中止,追责决定不因监督而改变,除非监督转化为调查或者处置。

然须注意,监督与调查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监督检查中发现涉嫌职务违法的线索,即转入调查;调查终结认为应当给予政务处分的,即进入处置。故本条所称“监督”,在动态上是调查与处置的前置阶段。

(五)沟通协调的双向性

沟通协调,字面上是双向的。法院须主动沟通,纪检监察机关亦须反馈。然本条置于法院一侧的义务条款中,故其规范重心在法院:法院不得以“内部事务”为由拒绝沟通,不得以“正在办理”为由拖延反馈。

沟通协调的内容,至少有四:其一,线索的双向移送,法院移送违纪违法线索,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涉嫌违反审判职责的线索;其二,调查的协同,法院提供卷宗、数据、专业意见;其三,处理的衔接,党纪处分、政务处分与司法责任的次序与配套;其四,结果的通报,纪检监察机关的处理结果应当通报法院,法院的处理结果亦应通报纪检监察机关。

四项之中,第四项最易被忽略,却最关紧要。无通报,则双方各知其半,合力的基础便不成立。第二十四条之所以规定“不再组织调查”,其前提正是相信纪检监察机关会将结果通报法院;若通报缺失,则该条便成法院卸责的借口。

(六)形成监督合力的矢量含义

“合力”是物理学的借用。力是矢量,有大小,有方向。方向一致,力相加;方向相反,力相消。故“合力”一词,隐含一个前提:两套系统的方向必须一致。

方向何在?在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法院追究司法责任,为的是这个;纪检监察追究违纪违法责任,为的也是这个。目的既同,力方可合。

但合力不是合并。合并会取消分工,使一方吞并另一方;合力是在分工基础上的协同。法院的专业判断,纪检监察的纪律审查,各有其不可替代性。若以合力为名行合并之实,则要么法院丧失专业判断权,要么纪检监察沦为法院的附庸,二者皆非合力之本意。

此理与第四条第三项“与法官惩戒工作相协调”相通。协调者,各守其位而相配合,非合而为一。故本条之“合力”,应解为分工之上的协同,而非机构之上的合并。

(七)与第二十四条一事不再查的关系

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司法人员同一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或者检察机关已经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再组织调查。此条与本条看似矛盾:本条要求形成合力,第二十四条却让法院退出。

拙见以为不矛盾。一事不再查是程序经济原则的体现,其要旨在于避免重复调查,而非放弃追责。法院退出调查,仍须依第二十三条移送线索,依第三十八条第四款移送处理,依第四十条提供专业意见。故退出的是调查环节,不是追责立场。

更深一层,一事不再查还含有一项管辖优先规则:在调查手段与责任后果上,纪检监察机关较法院更为有力,故由其优先。此一优先,不是权力高低的排序,而是功能配置的安排。明乎此,则法院之退出,非为让权,而为增效。

六、要件拆解

本条不设归责要件,而设义务结构。拆解之法,循义务的主体、内容、性质与后果四端。

(一)义务主体:人民法院

本条的义务主体是人民法院,不是督察部门,亦不是司法人员个人。此一设定,有两重意义。其一,义务是整体的,不因内部分工而减免。其二,责任是抽象的,不因具体承办人的过失而转移。

然义务的实际履行,由督察部门承担。此即主体与执行者的分离。分离之弊,在于义务落空时难以追责:法院作为整体无法被追责,督察部门作为执行者又非义务主体。此为本条义务强度较弱的一个原因。

(二)义务内容:三项递进

第一项,主动接受监督,属态度与行为义务。第二项,加强沟通协调,属程序与协作义务。第三项,形成监督合力,属目标与效果义务。三项由态度而程序而效果,层层加码。

须注意,第三项是目标,不是结果。条文说“形成监督合力”,不是说“必须形成合力”。合力之形成,取决于双方的配合,非法院一方所能独致。故第三项宜解为努力义务,而非结果义务。

(三)义务性质:程序性、协作性

本条所设义务,不改变实体权利义务,只规范追责工作的外部关系。故其为程序性义务、协作性义务,而非实体性义务。

此一性质,决定了它的违反后果不同于实体义务。违反实体义务,如错误认定责任,可导致处理决定被撤销;违反程序性、协作性义务,如未主动报告,一般不导致处理决定无效,而只影响追责工作的整体评价。

(四)违反后果:无罚则,但有三种间接后果

本条无罚则。违反者,不受直接处罚。然有三种间接后果。

其一,上级督促。依第四十二条,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追究司法责任而没有追究的,应当督促纠正。所谓“没有追究”,既包括实体上的不追究,也包括程序上的消极不作为。

其二,程序瑕疵。在个案中,若法院未依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移送,或者未依第四十条配合,可能构成程序瑕疵,被追责者可依第四十一条主张。

其三,正当性减损。追责工作的外部正当性,部分来自外部监督的参与。若法院长期封闭运行,其追责决定的公信力必然受损。此一后果,虽不可诉,却最真实。

(五)本条的软法性格

综合四端,本条具有明显的软法性格:义务明确而罚则阙如,目标清晰而手段抽象。此一性格,使其在司法适用中难以单独援引,却在制度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

软法非无法。其效力不表现为“违反即制裁”,而表现为“偏离即评价”。在追责工作的整体评价中,是否主动接受监督、是否形成合力,是衡量一级法院司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此一评价,虽不形诸条文,却实实在在影响资源分配与人事安排。

七、争点辨析

(一)争点一:监督能否介入个案的责任认定

一说认为,监督是全面的,纪检监察机关既有权监督检查,自可对个案是否违反审判职责作出认定。另一说认为,监督只能及于程序,不得介入专业判断。

拙见折中,但界限须清。监督可以及于程序,不宜径行代替专业判断。理由有三。

其一,规范依据。第四条第(三)项明定“遵循司法规律,体现司法职业特点”;第三十七条则把涉及法官的“是否构成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审查认定,交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从专业角度作出。若纪检监察机关径行认定,则惩戒委员会制度虚置,与上述两条相悖。

其二,认定对象不同。纪检监察机关所认定者,是违纪违法,其标准由党纪国法所定;法院所认定者,是违反审判职责,其标准由本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所定。二者对象不同,标准不同,不能互相替代。同一行为可能同时构成二者,但认定主体与认定程序各有其轨。

其三,专业能力不同。某一裁判是否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须由具备同等专业能力者判断。此非纪检监察人员所长,亦非其职责所在。强令其认定,反损监督的专业性。

故界限可作如下表述:监督可以审查法院是否依法启动追责、是否依程序办理、是否存在护短与拖延;但“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违反审判职责”,应由法院依本条例认定,涉及法官的,须经惩戒委员会专业审查。监督者可对认定结论提出意见,但不得径行替代。

此一界限,非为削弱监督,而为使监督守其所长。监督之长,在于独立于被监督者;专业判断之长,在于熟悉专业。各用其长,方为合力。

(二)争点二:一事不再查后法院能否重启追责

第二十四条规定,同一行为已被立案的,法院不再组织调查。然若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终结,认定不构成违纪违法,或者撤销案件,或者不予处分,法院能否重启司法责任追究,条文未答。

一说认为不能。一事不再查既是管辖规则,则一旦启动,法院即丧失管辖权,无论结果如何。另一说认为能。司法责任与违纪违法责任性质不同,前者不成立,不等于后者不成立。

拙见采区分说,标准在于前案否定的是事实还是评价。

若前案认定“不存在违纪违法事实”,即否定的是事实基础,则法院不宜重启。盖事实同一,前案已作否定认定,后案若无新证据,重启即属重复调查,与一事不再查的意旨相悖。

若前案认定“事实存在,但不构成违纪违法”,即否定的是评价,则法院可以重启。盖司法责任的门槛与违纪违法的门槛不同:一般过失不构成违纪违法,却可能构成重大过失;反之,某些违纪行为未必构成违反审判职责。评价既已分离,则后案不受前案拘束。

此一区分,尚须补一程序条件:重启前应调取前案卷宗,避免重复取证;重启后作出处理,应通报前案办理机关,以免评价冲突。二者皆属沟通协调的应有之义,可依本条第二项义务推出。

(三)争点三:派驻机构的双重身份与职责边界

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由派出机关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对派出机关负责;同时驻于法院之内,履行对驻在单位党组织和公职人员的监督职责。组织上在外部,工作上在内部,故可称为“外部的内部”。

此一双重身份,在第七条中产生一处紧张。第七条规定,机关纪检机构依职权承办有关追责处理事项。若此处的“机关纪检机构”即派驻机构,则同一主体既是第六条的监督者,又是第七条的承办者,一身二任。

一身二任,可能产生两种角色冲突。其一,自我监督。派驻机构既承办党纪处分事项,又监督追责工作,等于自己监督自己。其二,职责混同。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界限模糊,容易使监督流于形式,或者使承办失于独立。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化解之道在于职能区分,而非机构分设。作为监督主体,派驻机构监督的是法院督察部门是否依法追责,其对象是“追责工作”;作为承办主体,其依职权办理的是党纪处分事项,其对象是“党员纪律责任”。二者对象不同,故可在同一机构内分设不同的工作机制,并建立必要的内部防火墙。

具体而言,可采三项措施:一是分岗,监督岗位与承办岗位由不同人员担任;二是分流程,监督事项与承办事项分别登记、分别归档;三是分报告,监督情况向派出机关报告,承办情况向法院党组与派出机关双重报告。三者俱备,一身二任方可无弊。

八、案例印证

(一)四案的处理主体分布

四则追责案例的处理主体,呈现一个清晰的分布。案例一,刘某受党内警告处分与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前者由党组织作出,后者由法院作出。案例二,刘某受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由法院作出,但以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认定为前提。案例三,宋某受开除党籍处分、待遇调整与刑事追究:分别由党组织、有关部门与司法机关作出。案例四,李某、苗某各受党内警告处分:由党组织作出。

四案之中,党纪处分三例,组织处理两例,刑事追究一例,而政务处分零例。此一分布说明:法院的追责,多与党组织、司法机关协同完成,纯粹由法院一家作出的处理,反居少数。

此即“合力”的实际形态。它不是条文设计出来的,而是制度运行中自然形成的:法院调查,党组织处分,司法机关追诉,三者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对一个行为的完整评价。

(二)案例三:三线并行的合力样本

宋某案是四案中处置最重、主体最多的一例。开除党籍,由党组织作出;调整退休待遇,依《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办理;追究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依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作出。三个主体,三条线,一个行为。

此案是“形成监督合力”最完整的实证。若无合力,则三条线各自为政:或者党纪处分已作而刑事追究未启,或者刑事判决已下而待遇未调,或者待遇已调而党纪未处。三者皆有其弊。合力之要,正在于使三条线同步推进、互不遗漏。

然此案也暴露一个问题:三条线的同步,靠的是个案协调,而非制度安排。条例未规定协调的具体机制,如联席会议、联合督办、结果互认。故合力的形成,在实践中多依赖承办人的经验与担当,而非制度的稳定预期。此为一条隐忧,详见第十部分。

(三)由案例反观第六条:合力是结果,不是前提

四案给人的印象,是合力已然形成。然细察之,此一合力是结果,不是前提。它是各机关在个案中反复协调所形成的默契,而非依条文规定所建立的机制。

此一区别,关系重大。若合力是前提,则各机关无须协调,依既定机制即可衔接;若合力是结果,则每一案皆须重新协调,协调不成则各行其是。四案的顺利处置,或因其为典型案例,获得了额外的协调资源;普通案件是否亦有此待遇,未可知也。

故读本条,宜有一分清醒:条文所立的“形成监督合力”,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目标,而非已然具备的事实。承认此点,方知制度建设的着力处。

九、适用指引

(一)人民法院

其一,建立三项常态机制。定期通报,即每季度向派驻机构通报追责工作情况;即时移送,即发现违纪违法线索当日移送;联合研判,即对复杂案件邀请派驻机构参与线索研判。三者皆为本条“主动”二字的具体化。

其二,区分监督与办案。派驻机构查阅资料、列席会议、谈话提醒,应予配合;涉及职务违法调查、政务处分,则依《监察法》所定程序办理,不得以内部程序替代。

其三,注意结果通报的双向性。法院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后,应主动索取处理结果;未获通报的,应书面催询。无通报,则第二十四条的一事不再查便失去事实基础。

(二)司法人员

其一,理解监督的性质。纪检监察监督针对的是违纪违法,司法责任追究针对的是违反审判职责。二者可能同时启动,但标准与程序不同。故不因一方未追究而放松对另一方的应对,亦不因一方已追究而放弃抗辩。

其二,注意程序权利的不通用。监察程序中的陈述、申辩,与追责程序中的陈述、申辩,各有其依据,不可互相替代。在监察程序中已作的陈述,不能在追责程序中径行援引为自认。

其三,注意一事不再查的边界。若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法院不再组织调查,此为程序安排,不等于责任免除。司法责任是否成立,仍待前案终结后依本条例判断。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辨明程序属性。同一行为可能同时进入监察程序与追责程序。代理之时,首须辨明当事人所处的是哪一个程序:监察程序的依据是《监察法》,追责程序的依据是本条例,二者的权利、期限、救济皆不同。

其二,善用通报机制。若法院以“纪检监察已立案”为由不再调查,可要求其说明前案进展,并主张在前案终结后依本条例重新判断。此一主张,依据在本条第二项沟通协调义务。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代理此类案件宜先绘一张流程图:行为发生、线索发现、移送、立案、调查、处理、救济,逐一标注主体与依据。图成则程序自明,何者可争、何者不可争,一目了然。此类案件之难,不在法理,而在程序交错。

十、条文评析

(一)可取之处

其一,把外部监督写入总则,确立追责的开放性。一部追责条例,肯于承认自身须受外部约束,是一种制度的自信,而非示弱。

其二,主动二字,矫正封闭倾向。追责工作的天然倾向是内部消化,主动接受监督正是对这一倾向的制度性矫正。二字之设,看似修辞,实为义务的加重。

其三,合力作为目标,为管辖衔接提供价值指引。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所定移送、不再查、配合,皆是技术规则;本条则以合力为目标,使技术规则有了方向。

其四,机关与机构并列,涵盖两种监督形态。括注二字,把派驻监督纳入规范,回应了监察体制改革后的新格局。此一细节,见立法之细。

(二)可议之处

其一,监督的范围未界定。本条只说“接受监督”,未说监督及于何处。是程序监督,还是实体监督;是整体监督,还是个案监督。界限不明,实务中易生两种偏向:或者监督越界,替代专业判断;或者监督虚化,流于形式。

其二,沟通协调的机制未规定。本条只说“加强沟通协调”,未说以何种方式沟通、协调何事、由谁牵头、多久一次。无机制的义务,只能靠自觉。

其三,派驻机构的职责边界未明。一身二任的角色冲突,条文未作安排。若无内部防火墙,自我监督之弊难以避免。

其四,与第二十四条的衔接未理清。前案否定事实与否定评价,后果不同,条文未作区分。实务中易生两种极端:或者一概重启,重复调查;或者一概不重启,责任落空。

其五,义务单向,无异议机制。本条只规定法院接受监督,未规定法院对不当监督的异议权。监督亦可能失当,若无异议渠道,则法院只能默默承受,或者消极应付。

其六,无罚则,义务强度弱。软法性格虽有其长,然于关键环节,仍须有硬的约束,否则义务易成空文。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界定监督的范围,明定监督及于追责工作的启动、程序与效率,不及于具体的专业判断;涉及法官的,须经惩戒委员会审查认定。

其二,建立四项常态机制:联席会议、线索双向移送、处理结果互认、争议协调。四项皆可写入实施细则,使“沟通协调”由义务变为流程。

其三,为派驻机构设立内部防火墙,采分岗、分流程、分报告三法,化解一身二任的角色冲突。

其四,明确一事不再查的后续规则,采区分说:前案否定事实者,不得重启;前案否定评价者,可以重启,但须调取前案卷宗并通报结果。

其五,增设异议机制,规定法院认为监督意见超出范围的,可以书面说明理由,报请上级法院与派出机关协调。异议不影响监督的进行,但应记录在案。

余论

第六条是一条承认有限性的条款。它承认法院的追责权不是自足的,承认内部程序需要外部的眼睛,承认一家的判断须经另一家的检验。

承认有限,不是软弱。恰恰相反,一个制度肯于承认自己的边界,才可能守住自己的边界。若法院坚称追责纯属内部事务,则外部监督势必以更强硬的方式介入;若法院主动开门,则监督与被监督之间,反有协商的余地。

故本条之设,是智慧,不是退让。它把一场可能对抗的关系,安排成一场可以协作的关系。协作能否实现,取决于两件事:一是法院肯不肯真的开门,二是监督者肯不肯守自己的门。二者皆备,合力方可期。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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