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篇起,进入第二章“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总则七条解决了“为什么追”“凭什么追”“怎么处置”“谁来做”,至此章才开始解决最实质的问题:哪些行为要追。
第八条是这一章的第一条,也是全篇最重的一条。九项事由,加上一句引言,构成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完整清单。此后的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分别处理重大过失、执行环节、监督管理,皆是本条的分身或者补足。
读本条,宜先记一件事:本条所列,不是“错误”的清单,而是“行为”的清单。裁判被改判,不在其列;法律见解不同,不在其列;文书有瑕疵,不在其列。所列者,皆是可指认、可描述、可证明的具体行为。此一分别,是本条与1998年办法最根本的不同,也是理解全篇的关键。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故意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应当承担司法责任:
(一)没有法定依据或者其他正当理由,对明显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不予立案,对明显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予以立案的;
(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案件的;
(三)隐瞒、伪造、变造、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的;
(四)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五)未经合议庭评议或者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进行裁判的;
(六)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或者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七)违反规定严重侵犯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审判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九)其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
本条共一款,设九项。前八项为列举,第九项为兜底。引言部分含四个要素:主体为司法人员,时空为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主观为故意,行为为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四者俱备,方入本条。
须注意引言的句式:“故意实施下列行为之一,应当承担司法责任”。“实施”二字,把评价对象锁定为行为;“之一”二字,说明九项为择一关系,不需全部具备。二者合观,本条的适用路径便清楚了:先找行为,再对项,最后论故意。
本条以九项事由确立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责任清单。
主旨须点出三项:评价对象是行为,不是结果;过错形态是故意,不含过失;事由结构是列举加兜底,八项明列,一项概括。三者之中,以第一项最易被误解,故须辨明。
或问:裁判结果被改判,岂非说明承办人故意违法。答曰:不然。改判的原因甚多,有新证据、有法律修订、有上级法院见解不同,皆非故意违法。本条之所以逐项描述行为而不描述结果,正是为切断“以结果推行为”的惯性。故本条的适用,从不问结果,只问行为。
(一)第二章的起点
第二章四条,分工明确。第八条定故意,第九条定重大过失,第十条定执行环节,第十一条定监督管理。四条之中,第八条是基准:其所列行为,多数在第九条有对应的过失形态。如第(三)项之隐瞒伪造,对应第九条第(七)项之丢失损毁;第(六)项之违法减刑,对应第九条第(四)项之错误减刑。
此一对应,说明立法者的思路:同一行为类型,因主观形态不同,分列两条,责任亦异。故意者不以结果为要件,过失者以结果为要件。故第八条与第九条不是并列的两套事由,而是同一套事由的两种形态。
(二)与第二条的授权关系
第二条说过错有两档,未说表现为何种行为。本条把“故意”一档落到九项具体行为,是第二条的事由化。故本条所列各项,皆为对第二条的例示,而非对第二条的扩张。此点至为紧要:意味着分则未列而性质相同的行为,仍须回到第二条检验其是否具备故意,不得径以兜底项入责。
(三)与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责任分配
本条只解决“是否该当”,不解决“由谁承担”。责任的分配,依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尤为明显:汇报失真与违背审委会决定,其责任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配,须依第十三条第(三)项至第(五)项判断。
故本条与第十三条是“定性”与“定量”的关系:本条定行为是否该当,第十三条定责任如何分担。二者不可混用。实务中常见之弊,是以本条论证该当之后,径行认定全部合议庭成员同等负责,忽略第十三条的分担规则。
(四)与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排除关系
第十九条规定瑕疵不究,第二十条规定错案排除。二者是本条的排除规则:凡属瑕疵或者属第二十条七种情形者,即不入本条。故本条的适用,须经两道过滤:先以第十九条滤去轻微瑕疵,再以第二十条滤去依法履职的情形,余者方入本条判断。
此一顺序,不可颠倒。若先入本条再论排除,则被追责人须自证清白,举证责任倒置,与第五条“非因法定事由不受追究”之意相悖。
(一)法律源
《法官法》第四十六条列举法官应当给予处分的十项事由,其第(二)项“隐瞒、伪造、变造、故意损毁证据、案件材料”,第(三)项“泄露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第(四)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皆可在本条中找到对应。
其中第(四)项最为关键。其文义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是一个概括性表述;本条则把它拆为九项,使概括变为列举。此一拆分,是本条例在立法技术上最重要的贡献:它把一条难以适用的概括事由,化为九条可以逐项对照的具体行为。
(二)比较源
1998年《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违法审判责任的事由,多以“故意违反法律法规”为概括,辅以若干具体情形。此种写法的弊病,在于适用时须先解释“违反法律法规”的内涵,解释空间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本条例改概括为列举,其意义有三:其一,限定范围,使追责不能随意扩张;其二,统一标准,使同类行为得到同类评价;其三,保障预见,使司法人员知所趋避。三者之中,第三项于司法人员最为切身。
(三)刑法上的对照
本条所列行为,部分与刑法罪名重合。第(三)项之伪造、隐匿证据,可能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六)项之违法减刑假释,可能构成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第(八)项之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此一重合,产生责任竞合的问题。同一行为,既生司法责任,又生刑事责任,二者并行而不相吸收。追责案例(三)中,宋某既受开除党籍处分,又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为适例。故本条的适用,不以刑事程序为前提;刑事未追究,不影响司法责任的认定。
(四)由结果责任到行为责任的落点
前篇论第二条时曾言,本条例完成了由结果责任到行为责任的转轨。转轨的落点,正在本条。第二条只说了“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是一个原则;本条则把“行为”具体化为九种,使原则成为可操作的清单。
故本条与第二条,是一体两面:第二条立其意,本条陈其目。无第二条,则本条九项无所统属;无本条,则第二条“行为”二字终归抽象。
(一)引言的四要件
主体为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第四十四条包括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时空为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依第二条第二款限于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主观为故意。行为为实施九项之一。
四要件之中,时空要件最易被忽略。设在“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意味着行为须与审判职责的履行有关。法官在业余时间的行为,即便违法,亦不适用本条,而依其他规范处理。此一限定,把司法责任与一般纪律责任区分开来。
(二)九项的三分结构
九项可按侵害的法益分为三组。第一组为程序入口,即第(一)项,规制立案环节的两种相反失范。第二组为裁判形成,即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分别规制法律适用与程序遵守、汇报信息的真实性、审判组织意志的遵守。第三组为裁判辅助,即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分别规制证据材料、刑罚执行变更、诉讼权利、保密义务。
三组之外,第(九)项为兜底。三分之法,不只是分类,更有解释功能:同组之项,其认定标准往往相通。如第二组三项,皆以“审判组织的意志”为核心,故认定时皆须比对评议笔录、审委会记录与裁判文书。
(三)限缩词的有无及其理据
九项之中,四项设有限缩词:第(一)项两处“明显”,第(二)项两处“明显”,第(四)项“主要”“重要”,第(七)项“严重”。其余五项不设。此一差异,非立法疏漏,而是有意安排。
限缩词的有无,取决于行为本身的自明性。行为越自明违法,越不需限定;行为越依赖判断,越需限定。伪造证据、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违法减刑,其违法性一望而知,故无须加“明显”“严重”;而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程序是否违法、诉讼权利是否受侵,皆需判断,故须加限缩。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此一理据可作解释的指引:凡设限缩词者,认定时须作程度判断,不可径以“有错误”代替“明显错误”,亦不可径以“有侵害”代替“严重侵犯”;凡未设限缩词者,认定时只须判断行为是否该当,无须再论程度。实务中常见的偏差,恰在两端:对有设限缩词者不作程度判断,对无设限缩词者横加程度要求。
(四)第(一)项:立案环节的两种失范
本项规制两种相反的行为:该立不立,不该立而立。两个“明显”是限缩词,把边界案件排除在外。立案登记制下,立案审查为形式审查,判断标准相对客观,故“明显”的判断可依登记立案的规定、材料清单、退回理由等客观依据。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是双重排除:既无法定依据,又无正当理由,方入本项。若有正当理由,如管辖争议待定、材料补正期间未满,虽暂未立案,亦不入本项。认定要点:立案审批表、退回材料告知书、系统操作留痕三者互证。
(五)第(二)项:适用法律与法定程序
本项是九项中最宽的一项,亦最易被滥用。两个“明显”,分别在实体与程序两端设限。
须辨明者,“明显错误”不等于“结果错误”。裁判结果偶然正确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者,仍入本项;结果错误而适用法律存在合理分歧者,不入本项。同理,“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不等于“程序有瑕疵”:轻微瑕疵依第十九条不予追究。本项与第二十条第(一)项的界分,详见第七部分。
(六)第(三)项:证据与案件材料的四种处置
四种行为可作两组:隐瞒与损毁是不作为,伪造与变造是作为。四者共同指向证据与案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本项与第九条第(七)项“丢失、损毁关键证据材料”的区别,在主观形态:本项为故意,后者为过失。与刑法的衔接: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或者徇私枉法罪。认定要点:行为本身即足以推定明知,无须另行证明其主观认识,此为事实推定,非法律拟制。
(七)第(四)项:汇报场景中的信息失真
本项的特殊性在场景: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汇报是审判组织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汇报失真,则集体判断失真。
本项与第(三)项的区别:第(三)项是一般性的证据材料处置,本项是汇报场景中的信息失真;前者指向材料本身,后者指向信息的传递。与第十三条第(四)项的衔接:合议庭汇报时故意隐瞒主要证据或者重要情节,导致审判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由合议庭成员承担相应责任,委员不承担。认定要点:汇报材料、合议笔录、审委会记录三者的比对。
(八)第(五)项:审判组织意志的遵守
三种情形:未评议即判、违背评议结果、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三者皆指向审判组织的集体意志。合议庭评议与审判委员会决定,是法定审判组织的意思形成方式;未经或者违背,即以个人意志取代集体意志。
追责案例(二)即此项的实证。刘某作为审判长,未向合议庭成员介绍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决定,亦未在判决书中列明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事实,径行作出与决定不一致的判决,且未报分管院领导审核、自行签发。此案三种情节,前二种直接对本项,第三种则另属程序违法,可与第(二)项并观。认定要点:评议笔录、审委会决定、裁判文书三者比对;签发稿的签名是否齐备。
(九)第(六)项:刑罚执行变更
本项单列,因刑罚执行变更的特殊性:一旦错误,后果不可逆,罪犯已释放,难以回转;且此类裁定易生腐败。三种变更,皆以“不符合条件”为前提。条件的判断,依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包括悔改表现、再犯危险、财产性判项履行等。
本项与第九条第(四)项的区别,在主观形态:本项为故意,后者为重大过失。认定要点:条件审查是否实质化、公示程序是否履行、财产性判项是否核查。三者之中,实质化审查最关紧要:凡仅作形式核对而未实质审查材料者,虽有过失,未必入本项;若明知不符合条件而仍裁定,则入本项。
(十)第(七)项:诉讼权利的保护
本项有双重限定:“违反规定”与“严重”。前者要求有明确的程序规范被违反,后者要求侵害达到相当程度。诉讼权利的范围,包括辩论、举证、质证、申请回避、上诉、阅卷等。
本项与第(二)项“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可能竞合:侵犯诉讼权利往往同时构成程序违法。竞合时宜以本项定性,因其指向更具体。认定要点:权利种类、侵害程度、是否影响当事人的实质参与。
(十一)第(八)项:保密义务
三类秘密:国家秘密、审判工作秘密、因履职掌握的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第一类依《保守国家秘密法》认定,须有定密程序;第二类依审判工作规范认定,如合议内容、审委会讨论情况;第三类依《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认定。
本项与第九条第(八)项的区别,在主观形态:本项为故意,后者为过失。与刑法的衔接: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可能构成犯罪。认定要点:秘密的属性认定、泄露行为的证明、传播范围的确定。
(十二)第(九)项:兜底条款
兜底条款的功能,在堵漏,不在扩张。适用须满足三条件:其一,同质性,即与前列八项性质相同,皆为故意违反审判职责且具有相当的可责性;其二,故意性,即须证明明知;其三,职责规范性,即须有明确的职责规范被违反。三条件缺一,不得适用。
尤须禁止循环定义:不得以“违反审判职责”定义“违反审判职责”。若兜底项的适用,只须论证“该行为违反审判职责”,则第八条即成无限扩张的授权,前列八项亦失去限定意义。故兜底项的适用,须先指出被违反的具体职责规范,再论证其与该组行为的同质性。
(一)主体要件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第四十四条包括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审判辅助人员的该当性,受第十四条限制:其审判职责为权限与分工范围内的部分职责,故其责任亦限于此。
(二)时空要件
履行审判职责过程中,依第二条第二款限于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此一要件,把职务行为与非职务行为区分开来。
(三)主观要件:故意
故意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指明知其行为违反审判职责,意志因素指希望或者放任。二者缺一,不成立故意。
认定方法有二:直接证明与事实推定。前者依供述、笔录、往来记录;后者依行为本身推定。第(三)项之伪造证据、第(五)项之违背审委会决定、第(八)项之泄露秘密,其行为本身即足以推定明知。推定可反驳,被追责人举反证者,仍可推翻。
(四)行为要件
该当九项之一。此为择一要件,不需全部具备。该当的判断,依前述逐项释读的标准。
(五)结果要件:不要求
本条不设“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件。故“未造成严重后果”不是抗辩理由。此点与第九条形成鲜明对照:第九条项项要求“造成严重后果”,本条则一项不求。
实务中常见之抗辩,是“虽有过错但未造成后果”。此一抗辩,对本条无效。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其可责性在于明知故犯,不在后果轻重。后果轻重,只在第十二条区别处理时作为量刑因素。
(六)因果关系:不要求
本条不设因果关系要件。因不要求结果,自无须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此一特点,使本条的证明负担轻于第九条:只须证明行为与故意,无须证明结果与因果。
(一)争点一:明显错误与理解不一致的界分
这是全篇最核心的界分。第八条第(二)项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不得作为错案追责。同一份裁判,可能同时落入二者,如何取舍,条文未答。
一说采客观说,以法律上的正确答案为准:凡与正确答案不符者,即为明显错误。另一说采主观说,以能否合理说明为准:凡能说明者,即为理解不一致。
拙见皆不采,而采“说明的规范性”标准。理由如下。客观说之弊,在于以结果论责:法律解释本无唯一正确答案,若以某一见解为唯一正确,则凡持异见者皆入错误,第二十条第(一)项即成空文。主观说之弊,在于以真诚论责:任何错误都可称为“理解不同”,只要被追责人自称如此理解,即可免责,则第八条第(二)项亦成空文。
故须以“说明的规范性”为中介。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可设三步检验:其一,系争条文是否存在两种以上合理解释;其二,被追责人的解释是否属于其中之一;其三,该解释是否有规范依据支撑,即文义、体系、目的、学理、类案中至少有一项可据。三步俱过,属理解不一致;任一步不过,方入明显错误。
三步之中,第三步最关紧要。所谓“有规范依据支撑”,不是要求解释正确,而是要求解释可被专业的论证所支持。一个解释,若有文义可循、有类案可援、有学理可据,纵与主流见解不同,亦属专业认知范围内的分歧;反之,若解释与条文文义相悖、与司法解释相违、无任何学理或者类案支撑,纵被追责人自称“理解不同”,亦属明显错误。
此一标准,与第二十条第(一)项“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文义正合。“专业认知范围”是客观的边界,“合理说明”是规范的要求;二者合,方为“可辩”。故本项的适用,不是问被追责人信什么,而是问他能论证什么。
(二)争点二:兜底条款的适用边界
第(九)项“其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是兜底条款。兜底条款的正当性,在于成文法无法穷尽一切情形;其危险,在于可能架空前列各项。
一说认为,兜底条款应严格解释,只限于与前列八项性质完全相同的行为。另一说认为,兜底条款应适度扩张,以涵盖新型失范。
拙见采严格说,并给出三条件:同质性、故意性、职责规范性。同质性要求行为与前八项在侵害法益、行为方式上属同类;故意性要求证明明知;职责规范性要求指出被违反的具体职责规范。
三条件之中,职责规范性最易被忽略,却最为关键。若只须论证“该行为违反审判职责”,则兜底项成同义反复,任何行为皆可入内。故适用时须先答一问:被违反的是哪一条职责规范?是法律、司法解释,还是法院内部的办案规程?答不出此问,即不得适用兜底项。
此一要求,与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相通:不是禁止类推,而是要求可预测。司法人员须能事前知道何种行为被禁止,追责方须能事后指出何种规范被违反。二者俱备,兜底条款方为堵漏之器,而非扩张之途。
(三)争点三:故意是否要求违法性认识
故意是否要求被追责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理论上素有争议。不要说认为,只须认识到行为事实即可;必要说认为,须认识到违法;折中说认为,须认识到违反职责这一规范性事实,不要求认识到具体条款。
拙见采折中说。理由有二。其一,纪律责任的规范密度高,条例、细则、规程层层叠叠,要求司法人员认识具体条款,不切实际。其二,若完全不要求认识,则“不知者不为过”的朴素正义感难以满足,追责亦失其教育功能。
故界限宜作如下表述:须认识到行为违反审判职责这一规范性事实,不要求认识到违反的是哪一条。前者是“知道自己在做不该做的事”,后者是“知道违反了第几条第几项”。
此一界限,可解两类常见抗辩。其一,“不知有此规定”,不阻却故意。盖身为司法人员,熟知职责乃其本分,不能以不知为免责之由。其二,“误解规定内容”,可能阻却故意。盖误解与不知不同:误解是认识错误,不知是认识缺失;前者影响故意的成立,后者不影响。
判断误解是否成立,仍须回到“说明的规范性”:误解须有可据,不能凭空主张。若被追责人所称的误解,与条文文义明显相悖,则属误解不成立,仍认故意。
(一)四案中唯案例二直接适用本条
四则追责案例,案例一为拖延办案与虚假报结,其定性尚存争议,详见后文;案例三为执行环节,属第十条;案例四为监督管理,属第十一条。唯案例二,即刘某违反审判委员会决定径行裁判,直接适用本条第八条第(五)项。
此一分布,颇值玩味。四案之中,故意类只有一例。此非偶然,而反映一个现实:故意须证明明知,证明难度远高于过失。过失只须证明注意义务的违反,故意则须证明行为人的内心认识。故实践中,追责多依过失条款,故意条款适用较少。
(二)案例二与第(五)项的三种情形
案例二的基本情况,可逐一对照本项三种情形:其一,“未向合议庭成员介绍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决定”,使合议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议,近于“未经合议庭评议”;其二,“作出与审判委员会决定不一致的判决”,正是“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其三,“未报分管院领导审核,自行签发判决书,判决书签发稿上没有其他合议庭成员签名”,则属程序上对合议制的架空,落在第(二)项而非本项。
三种情形,一案兼具。此案的价值,在于它把第(五)项的三种情形,在同一案件中完整呈现,为后续适用提供了标本。尤可注意者,是该案的定性路径:省法官惩戒委员会经审议,认定构成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此一认定,未经由“结果错误”推定,而经由“行为违背决定”直接认定。此即本条行为责任的本旨。
(三)案例一的定性难题
案例一中,刘某上传非正式结案裁判文书,虚假报结二十四件。此一行为,究应归入第(三)项“伪造案件材料”,还是第(九)项兜底,抑或第九条第(六)项“严重超出法定期限”,典型案例未予明示,只云“属于违反审判职责行为”。
拙见以为,虚假报结的本质,是伪造结案材料以规避审限,其行为方式近于第(三)项的“伪造”。然第(三)项所列对象为“证据、案件材料”,结案文书是否属“案件材料”,须作解释。以文义观之,结案文书系案件材料的组成部分,应属之。故本项可涵摄该行为。
此一定性,关涉要件的有无。若归入第(三)项,为故意,不以结果为要件;若归入第九条第(六)项,为过失,须“造成严重后果”。二者法律后果不同。典型案例的留白,恰说明实务中对此尚有分歧,值得进一步厘清。
(四)由案例看故意认定的方法
两案相较,可见故意认定的两条路径。案例二走的是“行为违背明示决定”之路: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是明示的、书面的,违背之,故意自明。案例一走的是“行为伪造材料”之路:上传非正式文书以报结,行为本身即足推定明知。
两条路径的共同点,是不从结果推定,而从行为推定。此即本条的方法论:故意藏在行为里,不在结果里。明乎此,则知调查之重心,应放在行为过程的取证,而非裁判结论的评价。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过滤,后对项。适用本条之前,先以第十九条滤去瑕疵,再以第二十条滤去依法履职情形,余者方入本条。顺序颠倒,则举证责任倒置。
其二,逐项对照,不作概括。认定时须指明该当第几项,并说明该项的构成。不得笼统认定“违反审判职责”,亦不得以兜底项回避对项义务。
其三,故意单独证明。调查报告中,宜就故意单列一段,载明所据证据:是直接证明,还是事实推定;推定的基础事实为何;被追责人有何反证。
(二)司法人员
其一,注意限缩词。第(一)项、第(二)项皆要求“明显”,第(七)项要求“严重”。故抗辩时,可着力于“是否明显”“是否严重”,而非争论“有无错误”。有错误而不明显,不入本条。
其二,注意结果非要件。本条不要求结果,故“未造成后果”不是抗辩理由。有效的抗辩,应指向行为是否该当、故意是否成立。
其三,善用第二十条。若系争行为属法律见解分歧,应主张第二十条第(一)项,并按“三步检验”组织论证:存在多种解释、己见属其中之一、己见有规范依据。三步俱备,方有胜算。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抓对项。代理此类案件,首要之事是确定系争行为该当第几项。项不同,要件不同,抗辩方向亦不同。若追责方笼统指称“违反审判职责”而不指明项,可主张其未尽对项义务。
其二,攻限缩词。凡设有“明显”“严重”者,皆可以程度不足抗辩。此为最经济之路径,因其不必否认行为,只须否认程度。
其三,防兜底。若追责方援引第(九)项,可要求其指出被违反的具体职责规范,并论证同质性。此二问,往往使兜底项的适用难以成立。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可备一张对项表:左列九项,右列本案事实,逐项比对,标注该当、不该当、存疑。表成则争点自明,何者可争、何者不可争,一目了然。此类案件之难,不在法理,而在对项。
(一)可取之处
其一,九项覆盖主要失范形态。自立案入口至刑罚执行变更,自证据材料至保密义务,举凡审判权运行的关键节点,皆有对应。此一覆盖面,较之1998年办法的概括规定,是一大进步。
其二,限缩词的有无见立法精细。四项设限,五项不设,非任意而为,而以行为自明性为断。此一技术,使条文既有弹性,又不失确定。
其三,不设结果要件,契合故意责任的本质。故意违反审判职责,其可责性在明知故犯,不在后果轻重。故不以结果为要件,是对的。
其四,兜底条款保留弹性。成文法无法穷尽一切,兜底项为必要之设。其危险,已由同质性、故意性、职责规范性三条件加以约束。
(二)可议之处
其一,第(二)项过宽,可能吞并其他项。“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几乎可以涵盖一切违法办案行为。若不从严把握,则第(五)项、第(七)项皆可被其吸收,分项列举的意义随之减损。
其二,各项标准不统一,实务中易生困惑。虽有自明性之理据,然“明显”与“严重”之间、有设与无设之间,界限仍不清晰。同一行为,可能因适用不同项而得出不同结论。
其三,兜底条款缺适用规则。三条件虽可由解释推出,然条文未明。若实施细则不予细化,兜底项仍可能被滥用。
其四,与第九条个别项的界分模糊。如第(三)项之“损毁”与第九条第(七)项之“损毁”,文义相同,唯主观形态不同。实务中,故意与过失的界限往往难以证明,易生争议。
其五,“违反法定程序”未指明范围。第(二)项所称“法定程序”,是仅指诉讼程序,还是兼指审判管理程序?范围不同,认定结论大异。
其六,缺职责基准的指向。各项虽描述行为,然“违反审判职责”的基准何来,条文未答。前篇论第二条时已及此,本条尤为明显。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界定第(二)项与其余各项的关系,明定优先适用顺序:能归入具体项者,优先适用具体项;不能归入者,方适用第(二)项。此即“特别项优于一般项”的规则。
其二,统一限缩词的适用标准,就“明显”“严重”各设判断要素,使实务有据可循。
其三,细化兜底项的适用规则,明定三条件及举证责任,并要求处理决定载明被违反的具体职责规范。
其四,厘清第(三)项与第九条第(七)项的界分,就“故意”与“过失”的证明方法分别作出指引。
其五,明确第(二)项“法定程序”的范围,宜限于诉讼程序与司法解释所定程序,不及于法院内部的管理规程。
第八条的九项,读起来像一份清单,其实是一张地图。它标出了审判权运行的九个易失之处:入口、法律适用、证据、汇报、组织意志、执行变更、诉讼权利、保密、其他。九个节点,恰是审判权最容易被滥用的地方。
而全条的精神,只有一句话:追责追的是行为,不是结果。这句话,在第二条是原则,在本条是清单,在此后各条是展开。读懂了这一点,便读懂了整部条例的归责逻辑。
故适用本条者,宜常自问:我所指认的,是一个可描述的行为,还是一个不满意的结果。若为后者,则无论论证多么周密,皆已偏离本条的轨道。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