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篇起,进入第三章“司法责任追究的适用规则”。第二章解决的是“有没有责”,第三章解决的是“有责之后怎么办”。前者是归责,后者是量责。
第十二条是第三章的首条,也是全章的枢纽。它只有四十七字,却把此后九条的原理一并收入: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解决“谁承担”,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解决“加重减轻免除”,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解决“不予追究”。三者皆是“区别处理”的具体化。
故读本条,不可因其短而轻之。它是从归责到量责的转轴:轴若不转,前四条的认定便停在半途,后九条的规则便无所统属。
第十二条 对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民法院司法人员,根据其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等情况区别处理。
本条共一款,一句,不设项。句子由三段组成:前提为“对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的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据为“根据其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等情况”,后果为“区别处理”。
须注意“等”字。四要素之后加一“等”字,表明为不完全列举。此一“等”字,既为裁量留出空间,亦为适用埋下争议。其射程如何,详见第五部分。
本条以四要素确立司法责任区别处理的裁量基准。
主旨须点出三项:前提是责任已经成立;依据是行为本身的四项要素;方法是区别处理而非一律处理。三者之中,第三项最须辨明,因“区别”二字常被误读。
或问:区别处理岂非有失平等。答曰:不然。平等者,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区别处理所反对者,正是“一刀切”:不论性质轻重、情节异同、过错深浅、后果大小,一概给予相同处理。此非平等,而是怠惰。故区别处理恰是平等原则在量责领域的实现方式。
(一)第三章的总纲
第三章十条,可分四组。第十二条为总纲,定裁量基准;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为第一组,定责任主体与分担;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为第二组,定加重、减轻与免除;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为第三组,定不予追究。
三组之间,是总分关系。第十二条所定四要素,在第一组中化为“职责与过错”(第十三条)、在第二组中化为“情节”(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在第三组中化为“排除事由”(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故本条不是孤立的宣示,而是全章的方法论。
(二)与第三条的连接
第三条规定,按干部管理权限,视情给予组织处理、党纪处分或者处分。此处的“视情”,正是本条“区别处理”的简写。故第三条定“有何种处理可选”,本条定“如何选”。二者一言其目,一言其法。
连接之处,在“情”字。第三条的“视情”,情在何处?本条答曰:在性质、情节、过错、后果。故解释第三条的“视情”,须回到本条;适用本条的“区别”,须落回第三条的三种方式。
“视情”尚有三层可辨。其一,视情择类,即在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三者之间择用或者并用。其二,视情定档,即在选定种类之后,确定其轻重档次。其三,视情兼施,即在必要时并用两种以上方式。三层皆以本条四要素为据,故本条实为第三条“视情”的操作细则。
(三)与第四条第(六)项的关系
第四条第(六)项要求“坚持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本条则把此一原则落为四要素。前者是原则,后者是标准;前者说“应当相当”,后者说“如何衡量相当”。
故本条与第四条,是原则与规则的关系。无第四条,本条的裁量便失其价值指引;无本条,第四条的“相适应”便只是一句口号。
此一关系,尚有可辨者。第四条第六项把“责任与过错相适应”与“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并列,前者是比例原则,后者是目的原则。本条四要素,主要服务于前者;而后者,则体现于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的从宽、免予规定。故本条与第四条的关系,是部分对接,而非全面对接:四要素解决“相当”,从宽免予解决“教育”。二者各管一段,合而为一,方为完整的量责。
(四)与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的层次
第十六条列六项从严情形,第十七条列六项从宽情形,第十八条规定免予追究。三者皆是本条第二要素“情节”的具体化。
然其间有一层次之别。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定者,是“情节”中的法定类型;本条所称“情节”,则包括法定类型之外的一切具体情状,如手段、次数、持续时间、影响范围。故适用之时,先查有无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定情形;无者,方依本条就其他情状裁量。此即“法定情节优先,酌定情节补充”之序。
(一)法律源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四条规定,给予的政务处分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相当。此为该法比例原则的表达,其要素为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三项。
本条则列四项:性质、情节、过错、后果。与前者相较,多出“过错”一项,而以“后果”代“危害程度”。此一增一改,意味深长:增“过错”,是把主观可责性纳入衡量;改“危害”为“后果”,是把评价对象限定为行为所生之实际影响。
(二)党规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五)项规定,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其第七章、第八章分别规定从重加重与从轻减轻的情形。
本条不列具体情形,只列衡量要素。此一写法,与党规不同:党规采“情形列举”,本条采“要素概括”。二者各有其用:情形列举便于操作,要素概括便于涵摄新型情状。
(三)比较源
1998年《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责任的轻重,多依“情节”一语概括,未列要素。此种写法的弊病,在于裁量无据,轻重全凭判断。
本条改概括为列举,把裁量要素逐一列明,使轻重有据。此一改动,与第八条、第九条的列举化同其旨趣:皆以明确代模糊,以可预期代任意。
(四)由归责到量责的转轴
第二章四条,解决的是“是否成立”。成立之后,尚有“如何处理”一问。此问若无规范,则前四条的努力将止于认定,不及处置。
故本条的意义,在于完成从“认定”到“处置”的过渡。它不是新增一种责任,而是为已成立的责任提供轻重的尺度。此一功能,使其成为全篇的转轴。
(一)前提:责任已经成立
本条的前提,是“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此五字,表明本条不涉归责,只涉量责。故适用本条之前,须先依第二条及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认定责任成立;责任未成立者,无本条适用之余地。
此一前提,实务中最易被跳过。常见的误用,是以本条论证“情节轻微,不应追责”。此说错置了层次:情节轻微而免予追究,依的是第十八条;责任不成立而不予追究,依的是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本条所处理的,是责任已成立之后的轻重,不是责任是否成立。
(二)四要素的分工
性质,指违反审判职责行为的类型与严重程度。同为故意,伪造证据与超审限,性质迥异;同为过失,错误减刑与文书笔误,性质亦不同。性质定的是“基准线”:不同性质的行为,对应不同的处理起点。
情节,指行为的具体情状,包括手段、场合、次数、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以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定法定情形。情节定的是“调节幅度”:在基准线之上,因情节而增减。
过错,指主观形态与程度。故意重于重大过失;故意之中,直接故意又重于间接故意。过错定的是“档次”:同一性质的行为,因过错不同而分属不同的处理档次。
后果,指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定的是“升格条件”:后果严重者,升格处理;后果轻微者,降格处理。
以例明之。某法官合议后未采纳多数意见,径行作出与合议结果不同的判决,且判决主文将本金数额写错,致当事人申请再审,拖延两年。此一行为,性质上有违审判组织意志,该当第八条第(五)项,基准较重;情节上系一次为之,未经提醒,属一般;过错上系明知,合议笔录在卷,属直接故意,档次不降;后果上致再审拖延两年,属程序性后果,可升格。四项合观,基准既重,调节后仍居较重档次。此即四要素分工之用。
(三)排序的意义:过错在后果之前
四要素的排列,为性质、情节、过错、后果。此一顺序,非随意为之,而含深意。
最可注意者,是“过错”排在“后果”之前。若以结果论责,则后果当居首位;本条却把后果置于末位。此一排列,宣示了一个判断:量责的主导因素,是行为的性质与行为人的过错,不是结果的轻重。
此一判断,与第二章的结构恰相呼应。第八条定故意,不以结果为要件;第九条定重大过失,以结果为要件。可见在归责阶段,结果只对过失起作用;在量责阶段,结果亦只作调节,不作主导。前后一贯,非偶然也。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排序,实为本条最易被忽略、却最见价值之处。实务中论轻重,多先问“造成多大损失”,再问“是何过错”。此一习惯,恰与条文的排序相反。条文把过错置于后果之前,正是要矫正此一习惯:先问其心,再问其害。心恶而害轻者,不可轻纵;心疏而害重者,不宜苛责。
(四)“等”字的射程
四要素之后加“等”字,表明为不完全列举。其射程如何,须作解释。
拙见以为,“等”字所容者,须与前四项同质,即皆属“行为相关因素”。何谓行为相关?指与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本身有关者,如手段是否恶劣、次数是否频繁、持续时间是否长久、是否经多次提醒而不改、是否在特定时期或者特定类型案件中发生。
反之,“行为人相关因素”,如职务高低、资历深浅、一贯表现、认错态度、事后补救,是否在本条射程之内?拙见以为不在。何故?盖此类因素,或已由第十七条从宽情形规定,如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挽回损失;或属量责时应予考量而不宜由“等”字涵摄者,如职务高低,若纳入则易生“以官抵责”之弊。
故此一“等”字,宜作限缩解释:限于与前列四项同质的行为相关因素,不及于行为人相关因素。后者须另有依据,如第十七条所定从宽情形,或者第十二条之外的其他条款。
此一限缩,可由文义与体系两面证成。就文义言,条文作“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等情况”,而非“等其他因素”,可见所指者乃与前列四项同类之情形。就体系言,若“等”字可容纳一切因素,则四项列举失其限定意义,裁量亦失其准绳。
(五)“区别处理”的三重含义
区别处理,至少含三层意思。其一,同案同处理。同类行为,性质、情节、过错、后果相当者,应给予相当的处理。此即平等。其二,异案异处理。四要素不同者,应给予不同的处理。此即差别。其三,处理与要素相当。处理之轻重,须与四要素之总和相称。此即比例。
三层之中,第一层最易被忽略,却最关紧要。实务中论区别处理,多着眼于“异案异处理”,而忽略“同案同处理”。结果是:情节相若者,处理悬殊;情节迥异者,处理雷同。前者失之于恣意,后者失之于怠惰。二者皆非区别处理之本意。
故区别处理的反面,不是“一律处理”,而是“一律同处理”。前者尚有个别考量,后者则完全抹杀差异。明乎此,则知本条所反对者,是机械的一刀切,不是必要的统一。
(六)与比例原则的对接
本条的裁量,最终须经比例原则的检验。第四条第六项要求责任与过错相适应,此为本条的原则;而比例原则的三阶,则为检验的具体方法。
第一阶,适当性。所选处理,须有助于实现追责之目的。追责之目的有三:惩戒本人、警示他人、修复受损之司法公信。若某处理无助于三者之一,则其适当性存疑。例如,对一名已调离审判岗位的人员给予退出员额的处理,既不能惩戒,亦不能警示,其适当性即不足。
第二阶,必要性。在有多种处理可选时,须择其最轻者。此即最小侵害原则。例如,依第十八条可免予追究而作第一种形态处理即可达到目的者,不应径予处分;依第十二条可从轻者,不应从重。必要性的判断,以“足以达到目的”为限,不以“从重为宜”为据。
第三阶,均衡性。处理之轻重,须与四要素之总和相当。此为狭义比例原则,亦即本条“区别处理”的核心。三阶依次而行,前者不过,不进入后者。
须注意者,本条例对比例原则的表达并不完整。第四条第六项只表达了均衡性一层,未及适当性与必要性。故实务中的比例审查,多止于轻重之比,而未及手段之择。本条的适用,宜补此一层:先问所选方式是否适当,次问是否必要,后问是否均衡。三者俱备,裁量方为完整。
本条不设要件,而设裁量结构。拆解之法,循“基准、调节、校验”三阶。
(一)第一阶:定基准
依行为性质定基准。第八条九项与第九条八项,性质各异,基准亦异:伪造证据、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基准较重;超审限、文书主文错误,基准较轻。定基准之时,须先辨行为该当何项,再依该项在事由体系中的位置定其轻重。
(二)第二阶:作调节
依情节与过错作调节。情节调节,先查法定情形,即第十六条从严、第十七条从宽;无者,再查酌定情形,如手段、次数、持续时间。过错调节,辨其故意抑或重大过失,直接故意抑或间接故意。
两重调节之后,再依后果作升格或者降格。后果严重者升格,后果轻微者降格。然升格降格,以不逾越法定处理种类的界限为限。
(三)第三阶:作校验
调节之后,须作三项校验。其一,比例校验:处理与四要素之总和是否相当。其二,平等校验:与同类案件的处理是否相当。其三,目的校验:处理是否有助于教育本人、警示他人。
三项校验,皆属“回头看”。实务中多缺此一环节,以致处理失当而不自知。故校验虽在最后,其重要性不亚于前两阶。
以案示范。某法官因重大过失遗漏关键证据,致裁判结果错误,当事人获国家赔偿八万元。第一步定基准:该当第九条第(二)项,基准为中等。第二步作调节:情节上无从重从宽情形,维持一般;过错上为重大过失,非故意,档次不升;后果上八万元,属可量化损害而非巨大,不予升格。第三步作校验:与同类案件相比,处理相当;与本人过错相比,过罚相称;从教育目的看,足以警示。故可给予记过处分。
此例所示,非为提供标准答案,而为展示三阶的走法。实务中的分歧,多不在结论,而在走法:有人跳过基准,径以后果定轻重;有人不作校验,径以情节定档次。走法一错,结论虽偶合,亦难经审查。
(一)争点一:四要素之间有无位阶
一说采平行说,谓四者平等,综合判断,不分轻重。另一说采位阶说,谓其间有主次,或以性质为主,或以过错为主。
拙见皆不采,而采功能区分说。四者不是位阶关系,而是功能分工:性质定基准,情节定幅度,过错定档次,后果定升格。四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亦不可相互替代。
功能区分说的实益,在于避免两种偏向。其一,以性质代替其余三者:凡属伪造证据,不问情节、过错、后果,一概从重。此失之于机械。其二,以后果代替其余三者:凡造成重大损失,不问性质、情节、过错,一概从重。此失之于结果责任。
故正确的适用,不是问“何者最重要”,而是问“何者管什么”。四者各管一段,合而为一,方为完整的裁量。
此一思路,可借量刑理论作类比。刑法量刑采“基准刑、调节、宣告刑”三阶:先依犯罪构成定基准刑,再依量刑情节作调节,最后得出宣告刑。本条的适用,亦可作如是观:性质定基准,情节与过错作调节,后果定升格,最终得出处理结论。
类比之意,不在把纪律责任等同于刑事责任,而在借其方法以济裁量之穷。刑法量刑理论经数十年锤炼,于情节的权重、调节的幅度,积累了可供参考的经验。本条的适用,不妨取其所长。
(二)争点二:“等”字能否容纳行为人相关因素
一说认为可以。职务、资历、一贯表现、认错态度,皆影响可责性,自应在考量之列。另一说认为不可。本条所列为行为要素,行为人要素另有规定。
拙见采后说,理由已详第五部分。此处补一实益:若许“等”字容纳行为人因素,则量责易生两类弊端。其一,以官抵责。职务高者,处理从轻,此与平等原则相悖。其二,以情抵责。一贯表现好者,偶有重违亦可轻处,此与责任自负相悖。
然须补一限定:行为人相关因素并非全不考虑,而是须另有依据。如主动交代、配合调查、挽回损失,依第十七条从宽;如处理处分期内再次违反,依第十六条从严。故此类因素,走的是法定情形的通道,不是“等”字的通道。二者不可混同。
(三)争点三:区别处理是否隐含说理义务
条文未明定处理决定应说明区别的理由。然由“区别处理”的内在逻辑,可否推出说理义务?
拙见以为可以。理由有三。其一,区别须有据。无据之区别,即为恣意。其二,平等须可检验。同案是否同处理,须以理由相比较。其三,救济须有对象。被处理人不服,须能针对理由提出异议;若无理由,则异议无所指向。
故本条虽未明定说理义务,然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要求了结时书面通知,其立法精神在于保障知情;举轻以明重,给予处理时更应说明理由。此一说理义务,可由体系解释推出。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说理义务虽未明文,其规范基础却是实在的:本条既然要求区别,就必须容许可检验;既然要求可检验,就必须说明理由。故主张说理,不是请求额外的恩惠,而是请求本条的正确适用。
(一)四案处置轻重的对比
四则追责案例的处置,轻重悬殊,恰可作四要素的实证。
案例一,刘某拖延办案、虚假报结二十四件、七十件案件延迟送达三个月以上,受党内警告处分与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案例二,刘某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径行裁判,受退出员额的组织处理。案例三,宋某违法选定评估机构、怠于监督,致拍卖以明显低价成交,受开除党籍处分、调整退休待遇,并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例四,李某、苗某监督管理失职,致执行款八十六万余元被侵吞,各受党内警告处分。
此较之下,有一现象颇值玩味:后果最重的案例四,处理反而最轻;后果较轻的案例三,处理反而最重。
(二)由对比看四要素的权重
案例四的后果,达八十六万余元,四案中最重;处理却仅党内警告,四案中最轻。何故?三者可解。
其一,过错形态。李某、苗某系监督管理失职,属过失;宋某系故意,且长期与代理人不正当接触交往,接受请托。二者过错不同,档次自异。其二,情节。二人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积极挽回损失、如实说明,具第十七条从宽情形;宋某则情节严重,无从宽余地。其三,性质。监督管理失职与故意违法办案,性质本不同类。
案例三的后果,为被执行人利益重大损失,四案中非最重;处理却最重。何故?亦有三者。其一,过错为故意,且系直接故意。其二,情节严重,长期不正当交往,接受请托。其三,性质恶劣,涉及执行领域的腐败风险。
两相对照,可见后果在量责中的权重,确不如过错与情节。此即条文把“过错”置于“后果”之前的实证。
尚有一层可辨。案例四的从轻,不仅因过错为过失,更因具第十七条从宽情形。苗某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并积极挽回损失,该当第十七条第(三)项;李某如实说明违纪问题,该当第十七条第(二)项。二项皆为法定从宽,其效力强于酌定情节。故本案之轻,是“过失”与“法定从宽”两重因素叠加之果,非单纯因过失而轻。
此一分辨,于实务甚要。若误以为“监督管理失职一概从轻”,则失之远矣。设若二人未有从宽情形,甚或对抗调查,则纵为过失,处理亦未必轻。故读案例,须辨其轻之由,不可只看其轻之果。
(三)由案例看“同案同处理”的实益
案例一与案例二,当事人同为刘某,皆有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处理却一为党纪加组织处理,一为单纯组织处理。差异何来?
细察之,案例一兼含过失(拖延、延迟送达)与故意(虚假报结),且涉及七十件案件,情节较重;案例二虽为故意,然案件经发回重审后已妥善处理,后果较轻。故二者处理不同,非因恣意,而因情节与后果有别。
此即“异案异处理”的正当示例。反之,若二案情节相同而处理不同,则属违反“同案同处理”。故区别处理之正当性,不在差异本身,而在差异有据。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定基准,再作调节。不可跳过基准,径以情节或者后果定轻重。基准依行为性质而定,须先辨该当何项。
其二,四要素分别论证。处理决定宜就性质、情节、过错、后果四项分别说明,不可笼统称“情节严重”或者“后果严重”。分项论证,既可防遗漏,亦可备审查。
其三,法定情形优先。先查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定情形,再论其他情状。有法定情形者,依其规定;无者,方依本条酌定。
其四,作三项校验。比例、平等、目的,三者缺一不可。尤须注意平等校验:与本院、本地区同类案件的处理是否相当。
(二)司法人员
其一,注意本条的层次。本条只解决轻重,不解决有无。主张不予追究,须依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不可依本条。此为最常见之误,不可不察。
其二,善用过错抗辩。四要素之中,过错最易争。故意与重大过失之别,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别,皆可影响档次。
其三,注意法定情节。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所列情形,皆有明文。有从宽情形者,应主动主张并举证;有从严情形者,应及早说明缘由。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分层抗辩。先争有无(责任是否成立),次争轻重(本条四要素),后争方式(第三条三种方式)。三层有序,不可颠倒。若责任本不成立,而径争轻重,等于默认责任成立。
其二,抓过错与情节。四要素之中,性质与后果多已由事实确定,可争者多在过错与情节。故举证之重心,应置于主观形态与法定情节。
其三,要求说理。处理决定未说明区别理由者,可依本条与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体系精神,要求补充说明。此为程序性主张,往往较实体主张更易见效。
其四,注意偏离说明。处理结果与四要素所指向的基准显著不同者,可要求说明偏离之由。偏离本身并不违法,然无理由之偏离,即为恣意。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可制一张四要素表:左列性质、情节、过错、后果,右列本案事实与同类案例,逐项比对,标注相当、偏重、偏轻。表成则轻重失衡之处自现,抗辩亦有靶心。
(一)可取之处
其一,四要素覆盖行为的主客观方面。性质、情节属客观,过错属主观,后果属结果,四者合观,评价周全。
其二,排序体现过错责任。过错在后果之前,宣示了“先问其心,再问其害”的价值取向,与第二章的结构前后一贯。
其三,“等”字留有弹性。成文法无法穷尽一切情状,“等”字为涵摄新型情状留出空间。
其四,与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形成层次。本条定要素,后三条定情形,一为方法论,一为清单,相辅相成。
(二)可议之处
其一,四要素未加权。四者各占几何,条文未答。实务中易生分歧:或重后果,或重过错,同案异处。
其二,“等”字边界不清。行为人相关因素是否在内,学理与实务皆有争议。若不加限定,易生“以官抵责”“以情抵责”之弊。
其三,未规定说理义务。区别处理若无说理,则区别即沦为恣意。条文未明,实务中多不说明,救济亦难。
其四,与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关系未明示。二者究为本条“情节”的具体化,抑或独立的裁量规则,条文未作交代。
其五,未设同案参照机制。同案同处理,须有检索与参照的制度支撑。条文未设,实务中多凭印象。
其六,与第三条“视情”的衔接未理清。二者一为总则,一为分则,本可互相说明,然条文未作指引。
其七,未区分“行为相关因素”与“行为人相关因素”。本条四要素皆属前者,而实务中影响轻重的,往往还有后者,如资历、一贯表现、家庭状况。二者混同,易生“以情抵责”之弊。
其八,未设裁量偏离的说明机制。所谓偏离,指处理结果与四要素所指向的基准显著不同。偏离未必不当,然须说明理由。条文未设此制,实务中偏离而无说明者,所在多有。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明定四要素的权重与适用顺序,可采“基准、调节、校验”三阶法。
其二,界定“等”字的射程,限于行为相关因素;行为人相关因素依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处理。
其三,明定说理义务,要求处理决定就四要素分别说明,并载明与同类案件处理是否相当。
其四,明确本条与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关系:法定情形优先,酌定情形补充。
其五,建立类案检索与参照机制,由上级法院定期发布类案处理指引,以供下级法院参照。
法律的公正,一半在定性,一半在量责。定性错,则全案皆错;量责失当,则定性虽确,亦难服人。
本条所处理的,正是量责。它只给四把尺子,未给一张刻度表。此一留白,是成文法的常态,也是裁量的空间。留白之处,须以说理填补:说得出为何重、为何轻,裁量即为理性;说不出,裁量便成恣意。
故本条的精义,不在四要素本身,而在“区别”二字背后的要求:每一次区别,都要说得出理由。说不出理由的区别,不是区别处理,而是差别对待。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