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条定故意,第九条定重大过失,第十条定执行环节,三条所规范者,皆是承办案件之人。第十一条一变:它所规范的,是不承办案件而监督管理案件之人。
此一变,关系重大。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命题,解决了承办人的责任,却留下一个空白:院庭长既不审理,何以负责?若一概不负责,则监督管理权便成无责之权;若一概负责,则又与“由裁判者负责”相悖。
本条即为此空白而设。它给出的答案是:院庭长不因裁判而负责,而因监督管理而负责。责任的基础,不是裁判结果,而是监督管理行为本身。故本条的责任形态,名之曰“监督管理责任”,与审判责任并列,而不相替代。
第十一条 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
(一)利用审判监督管理职权,违规改变审判组织或者审判人员的案件办理意见,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违规行使审判监督管理职权,干预、插手或者过问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其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
虽有严重后果发生,但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依法依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且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本条共两款。第一款设三项,前两项为列举,第三项为兜底。第二款为免责条款。两款合观,构成本条特有的结构:先立归责,后设免责。
须注意两款的句式。第一款用“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承担”,是归责;第二款用“虽有严重后果发生,但……不承担”,是免责。一正一反,先后相续。此一结构,在第二章四条中唯本条具备: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皆只有归责,未设免责。
本条以三项情形确立院庭长监督管理责任的归责与免责规则。
主旨须点出三项:责任主体是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归责基础是监督管理行为的失当,而非裁判结果的错误;规则结构是归责与免责并设。三者之中,第二项最易被误解,故须辨明。
或问:院庭长不办案,何以因裁判结果错误而担责。答曰:本条所责者,非裁判结果,而是导致该结果的监督管理行为。裁判结果错误,只是监督管理失当的外在表现,不是归责的根据。此一区别,与第八条、第九条之区别,其理一贯:皆以行为为归责基础,以结果为成立条件。
(一)第二章的收束条款
第二章四条,第八条、第九条以主观形态分类,第十条以职责领域分类,第十一条以主体身份分类。四种分类,看似杂沓,实则覆盖了追责的全部维度:办什么案(领域)、怎么错(形态)、谁办(承办人)、谁管(院庭长)。
故第十一条是第二章的收束:前三条规定承办人的责任,本条规定管理者的责任。二者合,方为完整的司法责任体系。若只有前三者,则管理者逍遥于责任之外;若只有本条,则承办者反成管理者的替罪。
(二)与第二条的主体扩张
第二条第二款把审判职责界定为“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等方面所涉及的工作职责”。此处的“监督管理”,正是本条的主体基础。故本条不是对第二条的例外,而是对第二条的具体化:监督管理既属审判职责,则违反之,自应承担司法责任。
此一逻辑,前篇论第二条时已详。此处只须记取一点:本条的正当性,不在另立标准,而在把第二条已有的“监督管理”四字,落为可操作的三项情形。
(三)与第十三条第(六)项的衔接
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独任法官、合议庭按照院庭长阅核后的意见改变裁判结果的,院庭长与审判组织对结果共同承担责任,院庭长主要承担监督管理责任;独任法官、合议庭不同意阅核意见,按程序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责任承担参照合议庭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的规则执行。
此条与本条的关系,是本条例中最须辨明的一处。二者的区别,全在“违规”二字:合法的阅核,适用第十三条第(六)项,院庭长与审判组织共同负责;违规的改变,适用本条第(一)项,院庭长单独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此一区别,详见第五部分。此处只须记取:第十三条解决的是“合法用权时责任如何分担”,本条解决的是“违规用权时责任如何归属”。前者是分配问题,后者是归责问题。
(四)与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衔接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界定院庭长,包括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和赔偿办案部门、执行部门负责人等。此为本条的主体范围。
然本条的表述是“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而非径称“院庭长”。此一限定,意味深长:它要求主体不仅有院庭长的职务,还须实际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故职务与职责分离时,以职责为准。
(一)政策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立了承办人负责的原则。然此一原则,未回答院庭长的责任问题。实践中遂生两极:或者院庭长以“不办案”为由全然免责,或者以“领导责任”为名一概连带。二者皆非。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首次系统规定院庭长的审判监督管理职责,并明确其“不得干预个案”。此为院庭长责任规范化的起点。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法发〔2017〕11号),进一步规定院庭长监督管理的权限边界与行权方式,明确“四类案件”的个案监督规则。此为本条提供了操作基础。
(二)规范源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与中央政法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等,合称“三个规定”。此三件,为本条第(二)项提供了规范依据。
“三个规定”的核心,是“逢问必录”。故院庭长过问案件,无论是否违规,皆须记录。此一记录制度,恰为本条的认定提供了证据基础:有记录者,可查其是否依规;无记录者,推定其违规。
(三)由连带责任到监督管理责任
此前的追责实践,院庭长的责任多表述为“领导责任”。此一表述,含义模糊:是政治责任、纪律责任,还是司法责任?界限不清,适用亦乱。
本条例改“领导责任”为“监督管理责任”,其意义有三。其一,性质明确,即属司法责任之一种,与审判责任并列。其二,基础明确,即基于监督管理行为的失当,而非基于职务身份。其三,形态明确,即依第十三条第(六)项,与审判组织共同负责时,主要承担监督管理责任。
此一改动,看似只是换了一个词,实为归责原理的转换:由身份归责转为行为归责。身份归责,一有后果便问“谁分管”;行为归责,须先问“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者显然更符合责任主义。
(四)免责条款的独立价值
第二款的免责条款,是本条最具匠心的设计。若无此款,则院庭长将成为结果的保险人:凡有严重后果,皆须自证清白。此一弊端,将使其不敢管理、不愿管理,监督管理权形同虚设。
故免责条款的功能,不在宽纵,而在激活。它告诉院庭长:只要你依法依规履职、尽到注意义务、能作合理解释,纵有严重后果,亦不担责。此一承诺,是监督管理权得以行使的前提。
(一)主体: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
本条的表述,不是“院庭长”,而是“对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此一限定,含两层意思。
其一,须有院庭长的职务。依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包括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及赔偿办案部门、执行部门负责人。其二,须实际负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仅有职务而实际不分管审判监督管理者,不属本条主体。
此一区分,实务中有其意义。例如,副院长分管司法行政,不涉审判监督管理,则其不属本条主体;庭长虽为庭长,但长期脱产学习,未实际履职,亦须具体判断。故主体之认定,以实际职责为准,不以职务名称为准。
(二)三项的构造:用权失当与履职失当
三项可分为两组。第(一)项、第(二)项为“用权失当”,即积极行使监督管理权而失其当;第(三)项为“履职失当”,即消极不行使或者不当行使监督管理权。一组作为,一组不作为,覆盖完整。
两组的要件亦不同。第(一)(二)项要求“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双重结果;第(三)项只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单一结果。何故?
盖用权失当,其危害必通过裁判体现,故须有裁判结果错误;履职失当,其危害未必体现于裁判,如案款被侵吞、管理秩序混乱、长期不监管致下属失范,皆可有严重后果而无裁判错误。故第(三)项不设裁判结果要件,是妥适的。
此一区别,亦见于主观形态。第(一)(二)项未明写主观,然“利用”“违规”二语,暗含故意;第(三)项明写“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双轨。故三項之中,唯第(三)项涵盖过失。
(三)第(一)项:违规改变案件办理意见
本项的行为,是“利用审判监督管理职权,违规改变审判组织或者审判人员的案件办理意见”。三处须辨:利用职权、违规改变、改变对象。
其一,利用职权。指以监督管理权为凭,而非以个人身份施加影响。若以私人关系游说,不属本项,而可能属第(二)项的“过问”。其二,违规改变。此为全项的核心,亦是与合法阅核的分界,详见下节。其三,改变对象。审判组织指合议庭、独任庭,审判人员指单个法官。故本项既涵盖改变集体意见,亦涵盖改变个人意见。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本项的关键,不在“改变”,而在“违规”。院庭长依法阅核,提出不同意见,本身并不违法;违法者,是以违规的方式实现改变。故认定之时,须先查其行权是否合于规定程序,再论改变是否正当。程序合规而意见相左者,不入本项;程序违规而结果巧合者,仍入本项。
(四)合法阅核与违规改变的分界
第十三条第(六)项承认合法的阅核,本条第(一)项追究违规的改变。二者的分界,可从四端把握。
其一,程序。合法的阅核,须依规定的程序进行:或者依“四类案件”的个案监督规则,或者依阅核制度所定的流程,或者依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程序。违规的改变,则绕开程序,径以批示、口头指示、退回重写等方式实现。
其二,权限。合法的阅核,限于法定的监督管理权限,即提出意见、建议复议、提请讨论,不得直接修改裁判文书,不得代替审判组织作出判断。违规的改变,则以监督管理权代替审判权。
其三,方式。合法的阅核,采书面形式,留痕备查。违规的改变,多采口头、暗示、单独召见等方式,刻意不留痕迹。
其四,留痕。合法的阅核,全程留痕:阅核意见、复议记录、讨论笔录,皆入卷。违规的改变,无痕可查,或者虽有痕迹而记载不实。
四端之中,程序与留痕最易查证,权限与方式较难。故实务认定,宜先查程序与留痕:程序合规、痕迹完整者,推定为合法阅核;程序违规、痕迹缺失者,推定为违规改变。此一推定,可以反证推翻。
此一分界的实益,在于保护合法的监督管理。若不分合法与违规,一概以“改变意见”入责,则院庭长将不敢阅核、不敢提意见,监督管理权名存实亡。故本条以“违规”二字划定边界,其用意正在于保护合法的阅核。
(五)第(二)项:干预、插手或者过问
本项列三种行为:干预、插手、过问。三者程度递减,而皆在禁止之列。
干预,指以职权强行影响案件的审理与裁判,程度最重。插手,指介入案件的具体处理,程度次之。过问,指询问案件的进展与处理情况,程度最轻。三者并列,说明立法者所禁者,不限于强力干预,亦及于一般过问。
何故及于过问?因未经法定程序的过问,本身即构成对独立判断的干扰。承办人闻领导过问,纵领导未置一词,亦难免揣摩其意。此即所谓“过问即影响”。故“三个规定”要求逢问必录,其理在此。
然须辨明,本项所禁者,是“他人正在办理的案件”。“他人”二字,排除了自己承办的案件。院庭长对自己承办的案件,本有处理之权,不在本项之列。此一限定,甚为重要,不可略过。
逢问必录,是本项得以运行的制度基础。若无记录制度,则过问与否、依规与否,皆无据可查,本项势成空文。故适用本项时,应调取“三个规定”的填报记录:有记录且载明依规者,可作合法监督管理的证据;无记录者,推定为违规过问。此一推定,虽非明文,然由“逢问必录”的制度目的可推。
(六)第(三)项:怠于履行与不当履行
本项是兜底,亦是本章适用最多的一项。其行为有二:怠于履行、不当履行。前者为不作为,后者为作为失当。
怠于履行,指应管而未管。如未按规定开展案件评查、未对长期未结案件进行督办、未对下属的违规行为予以纠正。不当履行,指虽管而失当。如越权管理、管理方式违法、以管理为名行干预之实。
本项的主观形态为双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一般过失不在其内。此点与本条前两项不同,须加注意。
本项只要求“造成严重后果”,不要求裁判结果错误。故案款被侵吞、下属长期失范、管理秩序混乱,皆可构成严重后果,无须以裁判错误为前提。此一设计,使监督管理责任的射程得以覆盖非裁判性的损害。
(七)第二款:免责的三要件
第二款设三要件:依法依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三者并列,须同时具备。
第一要件,是行为要件。须证明其行权合于规定:该管的管了,该报的报了,该留痕的留了。第二要件,是程度要件。须证明其注意程度达到了必要标准,即同类岗位、同类情形下通常应有的注意。第三要件,是说服要件。须能就监督管理过程中的疑点作出合理解释,如为何未发现、为何未纠正。
三要件的关系,是递进:先有依法履职之行为,次有注意程度之达标,后有解释之合理。前一要件不备,后二要件无须再论。
(一)主体要件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院庭长。认定之时,先查职务,再查实际职责。二者兼具,方为主体。
(二)行为要件
该当三项之一。第(一)项为违规改变意见,第(二)项为干预、插手、过问,第(三)项为怠于或者不当履行。前者为作为,后者兼含不作为。
(三)主观要件
第(一)(二)项暗含故意。第(三)项明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本条不含一般过失。
(四)结果要件
第(一)(二)项要求“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双重结果。第(三)项只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单一结果。
(五)因果关系
第(一)(二)项须证明监督管理行为与裁判结果错误之间的因果。此一因果,常因介入因素而中断:承办法官可能并未采纳院庭长的意见,或者采纳后另有其他原因致错。故认定之时,须查明裁判的实际形成过程。
第(三)项须证明监督管理失当与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此一因果,多为间接:因未监管,故下属失范;因未核对,故案款被侵吞。间接因果的证明,须排除其他独立原因。
(六)免责抗辩
第二款为独立的免责抗辩。其成立,须三要件俱备。此一抗辩,不问行为是否该当,只问履职是否尽责。故其性质,是阻却责任的事由,而非否定要件的事由。
(一)争点一:合法阅核与违规改变的界分
此为本条最核心的争点,前已详述四端标准。此处补论一疑难:院庭长阅核后,承办法官采纳其意见,改变了原拟裁判,此时如何定性。
一说认为,凡改变即为干预,应入本条第(一)项。另一说认为,须视程序而定:程序合规者为合法阅核,程序违规者为违规改变。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规范有据。第十三条第(六)项明定合法的阅核,若一概入责,则该条无从适用。其二,制度有需。阅核制的设立,本为提升裁判质量,若因改变即入责,则阅核制自我否定。其三,责任有度。院庭长的责任,应以其行权是否合规为准,不应以其意见是否被采纳为准。
故界限可作如下表述:程序合规、权限适当、方式正当、留痕完整者,为合法阅核,适用第十三条第(六)项;四者缺一,且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者,为违规改变,适用本条第(一)项。
(二)争点二: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
第二款规定“能够作出合理解释的,不承担监督管理责任”。此一表述,暗示由院庭长举证。然举证责任完全倒置,是否妥当,值得讨论。
一说认为,应由院庭长举证。理由是其掌握监督管理的过程资料,且条文用语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另一说认为,应由追责方举证。理由是责任自负,不得推定有责。
拙见采分层说。第一阶段,由追责方证明存在监督管理失职的初步事实,如案件被改判且院庭长曾经过问、案款被侵吞且长期未核对、下属连续失范而未见监管记录。第二阶段,由院庭长证明其已依法依规履职、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第三阶段,由追责方就院庭长的解释提出反驳。
分层的理由有二。其一,信息不对称。监督管理的过程资料,多由院庭长掌握,令追责方全面举证,实不可行。其二,责任自负。若完全倒置举证责任,等于过错推定,与第五条“非因法定事由不受追究”之意不尽相合。故分层,是兼顾二者之法。
(三)争点三:过问与监督管理的界分
二者的外在形式相似:皆有询问、皆有指示、皆有关注。然性质迥异:前者违规,后者合法。界分之法,可从三端。
其一,有无规范依据。合法的监督管理,须有规范依据,如“四类案件”的个案监督规则、阅核制度、专业法官会议规则。无规范依据的过问,即为违规。
其二,有无留痕。合法的监督管理,须全程留痕,入卷备查。无痕迹的过问,推定为违规。此即“三个规定”逢问必录之意。
其三,有无替代判断。合法的监督管理,止于提出意见、建议复议、提请讨论,不代替审判组织作出判断。以个人意见代替组织意见者,即为违规。
三端之中,留痕最易查证,亦最具操作性。故实务认定,宜以留痕为第一道关口:有记录者,查其是否依规;无记录者,推定其违规。此一推定,可以反证推翻。
(一)案例四:本条第(三)项的直接适用
四则追责案例中,唯案例四直接适用本条。李某系某基层人民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苗某系执行局局长。二人并未直接实施侵吞行为,其过错在于:苗某将自己办案系统的账号密码交给书记员管理,在书记员代收代缴执行案款过程中未严格审核把关,对其他执行案件的执行案款未实时核对监管;李某对自己办案系统的账号密码保管不善,对执行款的发放申请未严格履行审核责任。
二人的行为,属“怠于履行”而非“不当履行”:应管而未管,应核而未核,应查而未查。故落于本条第(三)项。典型案例的说明亦明确写道:“对执行工作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领导干部,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同样追究相应的司法责任。”此语与本项文义,正相对应。
(二)案例四与第二款免责的对照
案例四中,二人未获免责。何故?细察其行为,三要件皆不备:账号密码交他人管理,非依法依规履职;未实时核对监管,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卷内亦无可资解释的记录。故免责抗辩无从成立。
此一对照,反显免责条款的实益。设若二人建立了案款定期核对制度、留存了核对记录、发现异常后及时报告,则纵有书记员侵吞之事,亦可能依第二款免责。故免责条款的价值,不在于事后的辩解,而在于事前的建制:它促使院庭长把监督管理做成可查、可证、可解释的过程。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案最堪玩味者,不在二人被追责,而在二人何以未能免责。账号密码交他人管理,本是管理大忌;案款长期未核对,本是监督失守。此二事,皆有规章可循,皆有痕迹可查。故免责之门对其并未关闭,而是其自始未入此门。明乎此,则知第二款不是追责的例外,而是管理的标准:它把“应当如何管理”写成了可检验的清单。
(三)案例四与从宽情节
案例四中,苗某因发现问题后及时汇报并积极挽回损失,李某因如实说明违纪问题,均获党内警告处分。此即第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的适用。
此一处理,说明监督管理责任的轻重,仍依第十二条区别处理。免责与从宽,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免责者,责任不成立;从宽者,责任成立而减轻。二者不可混同。实务中常有以从宽情节主张免责者,属错置层次。
(四)案例一的间接印证
追责案例(一)中,刘某长期拖延办案、虚假报结,历时七年,涉及七十件案件的送达迟延。此一长期的失范,其所在庭的庭长是否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案例未载。然依本条观之,若该庭长未依规开展案件评查、未对长期未结案件督办,则可能构成第(三)项的怠于履行。
此一提示,说明本条的适用不必以被追责为前提:承办人被追责之后,仍应反向审查监督管理是否到位。此即“一案双查”之意。条例虽未明定,然由本条与第十条第(三)项的文义可推。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定主体,再论行为。查明其是否有院庭长职务,是否实际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仅有职务而无实际职责者,不属本条主体。
其二,区分两项与三项。第(一)(二)项须证明裁判结果错误与严重后果,第(三)项只须证明严重后果。定性错误,则要件错误。
其三,查明裁判形成过程。第(一)(二)项的因果,须以裁判文书、合议笔录、阅核记录、审委会记录为据,查明院庭长的意见是否被采纳、采纳后是否另有致错原因。
其四,免责抗辩单独审查。院庭长提出免责抗辩的,应就其是否依法依规履职、是否尽到注意义务、能否合理解释三项分别审查,并载明于调查报告。
(二)司法人员
其一,院庭长应把监督管理做成过程。阅核留书面意见,过问依“三个规定”记录,督办留台账,评查留报告。此非形式主义,而是免责的实证基础。
其二,注意“违规”二字。合法的阅核与违规的改变,界限在程序、权限、方式、留痕四端。故提意见时,宜书面、宜留痕、宜止于建议,不宜径行改判。
其三,注意免责的层次。免责是责任不成立,从宽是责任成立而减轻。二者不可混用,亦不可以从宽情节主张免责。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辨明责任形态。院庭长所负者,是监督管理责任,不是审判责任。故抗辩之时,不可套用第八条、第九条的思路,而应聚焦于监督管理行为本身。
其二,攻程序与留痕。第(一)(二)项的认定,多依赖程序与留痕。若院庭长能提出完整的阅核记录、过问记录、督办台账,则违规之认定难以成立。反之,若卷内无痕而后果严重,则违规之推定易于成立。
其三,用免责条款。第二款的免责,是本条最具实益的抗辩。可从三处入手:有无依规履职的记录;注意程度是否达到同类岗位的通常标准;能否就疑点作出合理解释。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代理此类案件宜先绘一张行权图:何时、以何依据、经何程序、留何痕迹、达何效果。五问俱答,合法与违规自明。此类案件之争,多不在法理,而在痕迹。
(一)可取之处
其一,把院庭长责任纳入司法责任,解决性质之争。此前“领导责任”一语含义模糊,本条例改称“监督管理责任”,性质明确,基础明确,形态明确。
其二,两项与三项分设,作为与不作为兼顾。第(一)(二)项规制用权失当,第(三)项规制履职失当,一组积极,一组消极,覆盖完整。
其三,结果要件分设,切合两类行为的危害形态。用权失当必通过裁判体现,故要求裁判结果错误;履职失当未必体现于裁判,故只要求严重后果。此一区分,见立法之细。
其四,免责条款平衡追责与容错。有归责而无免责,则院庭长不敢管理;有免责而无归责,则监督管理权成无责之权。一归一免,方成平衡。
(二)可议之处
其一,“违规”未界定。第(一)(二)项皆以“违规”为核心,然何谓违规,条文未答。虽有第十三条第(六)项可参,然该条亦未明定合法阅核的程序要件。
其二,“过问”与“监督管理”的界限不清。二者形式相似,若无明确标准,实务中易生两种偏向:或者以监督管理为名行过问之实,或者以过问之嫌废监督管理之实。
其三,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未明。“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一语,暗示由院庭长举证,然未明定举证顺序与证明标准。
其四,第(一)(二)项未明写主观形态。条文明用“利用”“违规”,暗含故意,然未如第(三)项明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否涵盖过失,学理上有争议。
其五,“相应的监督管理责任”中“相应”未细化。与管理职责的大小如何相应、与过错程度如何相应,条文未答。
其六,与第十三条第(六)项的衔接未理清。二者一为合法阅核的责任分担,一为违规改变的责任归属,界限在“违规”二字,然条文未作衔接说明。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界定“违规”,就程序、权限、方式、留痕四端设定判断要素,并与第十三条第(六)项的阅核程序相衔接。
其二,明确“过问”与“监督管理”的界分,采规范依据、留痕、有无替代判断三标准,并以留痕为第一道关口。
其三,明定免责事由的举证顺序:追责方先证失职之初步事实,院庭长次证依规履职,追责方再作反驳。
其四,明定第(一)(二)项的主观形态为故意,过失者依第(三)项处理。
其五,细化“相应”的内涵,可按监督管理职责的范围、过错的程度、后果的大小三项设权重。
余论
本条所处理者,是一个两难。院庭长若管得太多,则侵夺审判权,与“让审理者裁判”相悖;若管得太少,则监督管理权虚置,与“由裁判者负责”相悖。管与不管之间,须有一条清楚的线。
本条所划的线,是“违规”二字。合规者,管得再多也是本分;违规者,问得一句也是越界。故本条的精义,不在限制管理,而在规范管理:它给院庭长划出了可以放手管理的空间,也给他们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而第二款的免责,正是这一空间的保障。它告诉院庭长:只要你依规、尽责、可解释,纵有后果,亦不担责。此一承诺,比任何鼓励都更实在。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