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逐条精解之五

第五条　依法履职的保护及其双重限定

前四条，一立目的，二定责任，三明处置，四列原则，皆为追责的进路。独第五条不同，它讲的是退路：在何种情形下，追责应当止步。

一部追责条例，何以要写保护条款。因为追责与保护，本是一体两面。没有边界的追责，与没有追责的放纵，同样损害司法。前者使司法人员畏首畏尾，遇疑难则请示、上会、推诿；后者使失范者无所忌惮，守规者反受其累。第五条所划的，正是这条边界。

条文仅两句。第一句宣示保护，第二句限定追责。看似简单，实则每一字皆可争：保护什么，由谁保护，依何保护；何为法定事由，何为法定程序；二者是并列，还是选择。本篇即循此逐字剖解。

一、条文原文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依法履职不受责任追究。

本条共一款，设两句，不设项。第一句为积极规范，宣示保护；第二句为消极规范，限定追责。两句之间，以句号相隔，而非分号，可见立法者有意区分为两个独立命题，而非一句之两截。

尤须注意用词的变化。第一句作“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第二句作“依法履职”。前者全称，后者简称。全称用于确立原则，简称用于展开规则。一繁一简之间，是一般与具体的转换。

二、条文主旨

本条以事由与程序双重限定，划定依法履职不受追究的边界。

主旨须同时点出三项：保护的对象，是依法履职；保护的方式，是事由与程序的双重限定；保护的效果，是不受责任追究。若只说“本条规定依法履职受保护”，则只及对象与效果，遗落方式；而方式恰恰是本条最具技术含量的部分。

或解作本条是宣示性条款，无规范效力。此说不能成立。第二句用的是“非……不……”的句式，是典型的禁止性规范，其规范效果明确：凡不合此双重限定的追责，皆属不正当。既属不正当，则处理决定可依第四十一条申诉复核，可依第四十二条纠错。故本条非无效力，其效力在于为追责设定效力瑕疵的基准。

三、体系定位

（一）总则中的权利条款

总则七条，第一条定目的，第二条定责任，第三条定处置，第四条定原则，第五条定保护，第六条定监督，第七条定体制。七条之中，唯第五条站在被追责者一侧说话。其余六条，或从制度出发，或从权力出发；唯此条从权利出发。

此一立场，决定了本条的适用方式。它不是追责机关主动适用的条款，而是被追责者被动援引的条款。追责机关引用它，是为了说明自己未越界；被追责者引用它，是为了说明追责已越界。同一法条，两种用法，其规范功能在于划界，不在于授权。

（二）与第二条互为反面

第二条说何时负责，第五条说何时不负责。二者是一对：第二条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正面要件，第五条以“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为反面限定。正面要件不备，责任不成立；反面限定具备，追责不正当。

二者合观，可见本条例的归责结构是双层的。第一层是成立要件，即第二条及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第二层是阻却事由，即第五条及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一层解决“有没有责”，第二层解决“能不能追”。有责而不能追，在规范上是可能的，程序违法即其适例。

（三）与第一条的呼应

第一条把“保障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法履职”列为五项目的之一；本条则把这一目的落为具体规则。目的与规则之间，隔着一层：目的是价值，规则是技术。若无本条，第一条的保障便只是宣示；若无第一条，本条的限定便失去目的论支撑。

故解释本条时，可援引第一条作目的解释；解释第一条时，亦可援引本条作体系印证。二者互为注脚，不可分离。

（四）两端的支撑

本条往下，有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作具体化，有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作救济。往上，有第一条作目的，有第四条第五项“严肃追责与依法保护相统一”作原则。本条居其中，上承目的与原则，下启具体规则与救济程序。

此一位置，决定了本条的解释功能：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的适用发生争议，可回到本条寻求方向；凡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的救济发生疑问，亦可回到本条寻求依据。本条是保障一系的枢纽。

四、源流考辨

（一）法律源

《法官法》2019年修订后，第十一条列举法官享有的权利，其第（二）项为：“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此为本条第二句的直接渊源。

须注意者，该项所保护者，是身份，不是责任。调离、免职、降职、辞退、处分，五项皆指向职务与身份。而责任追究所指向者，是责任本身，其形态包括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处分。二者有交叉，却不等同。

（二）政策源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其第四条规定：“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

此条与本条几乎同文。故本条的条文骨架，实由该规定移植而来。然移植之中有改造，改造之处，正是本条例的用心所在。

（三）四处改动及其意义

第一处，职责的范围。该规定作“法定职责”，本条作“审判职责”。由宽而窄，把保护限定于审判职责，排除司法行政事务。此与第二条第二款把审判职责界定为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恰相呼应。

第二处，主体的范围。该规定限于“法官、检察官”，本条扩为“人民法院司法人员”。依第四十四条，司法人员包括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主体扩张，意味着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技术人员亦在保护之列。此一扩张，与第十四条对辅助人员责任的规定相配套：责任既及于辅助人员，保护亦应及于辅助人员。

第三处，保护的内容。该规定保护的是身份，即不得调离、免职、辞退、降级、撤职；本条保护的是责任，即不受责任追究。由身份而责任，是一次深化。盖身份处分系偶发的重大不利，责任追究则是日常的、频繁的、渗透于履职全程的评价。保护重心由偶发转向日常，其意义远大于条文表面。

第四处，规范的句式。该规定用“不得将……调离、免职……”，是对行为的禁止；本条用“不受责任追究”，是对结果的豁免。前者约束追责机关的行为方式，后者直接否定追责的效力。就救济效果言，后者更为有力：行为禁止须另行主张，结果豁免则可径行抗辩。

（四）由身份保护到责任保护

四处改动，指向一个共同的判断：司法人员所受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身份的被剥夺，而是责任的被泛化。

二十年前，司法人员所忧者，是因坚持原则而被调离、被免职。故彼时的保护，以身份为重心。二十年后，司法责任制全面推进，责任追究成为常态，司法人员所忧者，转为因依法判断而被追责。故此时的保护，以责任为重心。

此一变迁，可于条文之外见之。2019年《法官法》修订，把履职保护写入法官权利；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本条例第五条，则是这一系列变迁在追责领域的落点。

五、规范释义

（一）两句的结构：积极保护与消极免责

第一句是宣示，第二句是限定。宣示者为权利，限定者为权力。前者说司法人员受保护，后者说追责须循法定。二者不是重复，而是两个层面。

或问：既已宣示受法律保护，何须再言不受追究。答曰：一般保护不能自动导出责任豁免。受法律保护，可能仅指人身、财产、身份不受侵害；而责任追究是公权力对履职行为的评价，其侵害性更隐蔽、更日常。故须专设一句，把保护落实到责任领域。

两句之间，尚有一直观的结构对应。第一句的主语是司法人员，第二句的主语仍是司法人员，只是省略。两句皆以司法人员为主语，说明本条的立场自始至终在被保护者一侧。这在总则七条中，唯此一见。

（二）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保护的前提

保护的前提是依法履行。四字划定了保护的边界：保护的是依法履职，不是一切履职。违法履职者，不在本条保护之列，而应依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追究。

“依法”二字，包含三层。其一，实体依法，即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正确。其二，程序依法，即诉讼程序合法。其三，权限依法，即在法定权限内行事。三层缺一，即非依法履职。

尤须注意，依法不等于结论正确。法律解释常有分歧，同一案件，两级法院见解不同，乃至再审改判，皆属常态。若以结论正确为依法之标准，则凡被改判者皆非依法履职，本条即成空文。故“依法”应解为“依法律所定之方法与程序而为”，而非“得出唯一正确之结论”。

此一解，与第二十条第（一）项正相呼应。该项规定，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不得作为错案追责。可见立法者亦以“可合理说明”为依法之标志，而非以“结论正确”为标志。两项合观，本条的“依法”，其判准在过程，不在结果。

（三）受法律保护的三重内容

“受法律保护”一句，其内容可由《法官法》第十一条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推知，至少有三。其一，身份保障，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其二，履职保障，即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三，安全保障，即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三者之中，第五条所着力者，是第一项在责任领域的延伸。盖《法官法》第十一条第（二）项已把“处分”纳入身份保障，故责任保障并非全无渊源；本条例的贡献，在于把“责任追究”从“处分”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类独立的保护对象。

何以须独立？因处分只是责任追究的一种形态，且是较重的一种。责任追究还包括组织处理、党纪处分、第一种形态处理。后三者虽轻，其适用却更频繁。若保护只及于处分，则组织处理与第一种形态便成保护的盲区。本条把保护对象定为“责任追究”，正为填补此一盲区。

（四）非因法定事由：事由法定

法定事由，指法律明文规定的追责事由。本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即事由的正面清单。清单之外，不得追责。

事由法定，意义有三。其一，限制权力，使追责不能凭好恶。其二，保障预见，使司法人员知所趋避。其三，统一适用，使同类行为得到同类评价。三者之中，第二项于司法人员最为切身：若事由不明，则人人自危，不知何为越界。

尚须一言：事由以行为时为断。行为后新增的事由，不得据以追责。此为法不溯及既往的当然要求，第四十七条未设溯及条款，亦同此旨。实务中偶有以新规定更严为由追责旧行为者，不可不察。

然事由法定有一前提：事由须由有权机关设定。本条例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设定事由的权源，来自《法官法》第四十六条“法官的处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的授权。故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所定事由，须能追溯至该条十项事由之一，否则合法性存疑。此为“法定”之“法”的层级问题，详见第七部分。

（五）非经法定程序：程序法定

法定程序，指本条例第四章所定程序：线索受理、研判、评查、启动、调查、报告、处理。第二十二条至第四十条，环环相扣。

程序法定，意义有三。其一，保障知情与申辩，使被追责者不致暗箱受罚。其二，限制恣意，使追责须经若干节点、若干主体。其三，留存痕迹，使事后审查有据。

尤须注意，程序不只是手段，其本身即有独立价值。第三十四条所定知情、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四项权利，不是为使调查更有效率，而是因为被追责者理应享有这些权利。即使程序简易能更快得出结论，亦不得剥夺。此即程序的独立价值，亦是本句的规范意涵。

（六）双重限定的结构：且而非或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一语，其逻辑结构值得细究。“非此、非彼”是双重否定，双重否定所表达的是“既此且彼”：只有既具法定事由、又经法定程序，追责方属正当。缺一，即不正当。

故二者是并列要件，不是选择要件。若解为选择，则事由具备即可不问程序，或程序合法即可不问事由。前者将使第四章形同虚设，后者将使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失去意义。二者皆与条文意旨相悖。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注意到，这一双重否定结构，在实务中常被读成单一要件。追责机关多着力于事由的证明，而于程序的合法性一笔带过；被追责者多着力于实体的抗辩，而于程序的瑕疵轻描淡写。二者皆误。事由与程序，是两条独立的防线，任何一条失守，追责皆不正当。

此一结构，可称为实体与程序的双重保留。其功能在于：即便实体上有责，程序上有瑕疵者，追责仍不得进行。这与第三条“应当……视情”恰成对照：第三条管如何追责，第五条管不得如何追责。一正一反，构成追责的完整规则。

（七）依法履职的判断：客观为主，主观为辅

依法履职的判断，应与过错的判断分离。前者是行为评价，后者是主观评价。二者可能分离：行为客观上违法，但主观上无过错，如法律见解分歧，仍属依法履职；行为客观上合法，但主观上有故意，如规避程序，不属依法履职。

判断标准，宜采客观为主、主观为辅。客观者，看行为是否依法律所定方法与程序；主观者，看行为人是否善意。客观为主，因“依法”本是客观标准；主观为辅，因履职含裁量，裁量须给空间。

实务中常见的错误，是以结果反推依法：裁判被改判，即认定未依法履职。此一推理，混淆了结论与过程。第二十条之所以列举七种不得作为错案追责的情形，正是为切断这一推理。

（八）与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的层次关系

本条是原则，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是具体化。三者可作三层：第十九条，瑕疵不究，属事由不备之轻微形态；第二十条，错案排除，属事由不备之实质形态；第二十一条，客观原因免责，属事由不备之阻却形态。

三者皆为“法定事由不备”的具体化。故援引本条主张免责时，须落到三者之一，不得径引本条。此与第三条、第四条的适用规则同理：原则条款不作独立依据，须有具体条文承接。

六、要件拆解

本条不设归责要件，而设免责条件。拆解之法，以条件代要件。免责成立，须备四项条件：主体适格、行为依法、事由不备、程序合法。前三项为实体，第四项为程序，独立于实体之外。

（一）主体条件：人民法院司法人员

依第四十四条，包括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非司法人员，不适用本条。此一条件看似当然，实则关涉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澄清正名与恢复名誉的主体，亦以此为限。

（二）行为条件：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须证明三点：行为落于审判职责范围之内，即立案、审判、执行及其监督管理；行为依法律所定方法与程序；行为在法定权限之内。三点俱备，方属依法履职。

举证责任在此处的分配，值得一辨。通常认为，主张免责者应证明自己依法履职。然此一分配，在追责程序中并不合理，因为追责方既主张“违反审判职责”，即应先行证明职责基准与违反事实。故合理的分配是：追责方证明违反，被追责者证明依法。二者交替举证，而非单方负担。

（三）事由不备条件：不属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所定情形

此为消极条件，即系争行为不落入四组事由之中。若行为已该当某一事由，则本条不适用，而应进入第二条的过错判断。

（四）程序条件：追责程序合法

此为独立条件，不以实体为转移。即便实体上有责，程序违法者，追责仍不正当。此一条件的独立性，是本条与第二条最大的不同：第二条只管实体，本条兼管程序。

（五）法律效果：不受责任追究

四项俱备，发生两项效果。其一，追责不得启动；已启动者，应依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了结。其二，已作出处理决定的，可依第四十一条申诉、申请复核，依第四十二条纠错。

（六）本条的防御性格

本条的适用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它不产生请求权，只产生抗辩权。故不得以本条请求确认某行为合法，只能以本条抗辩追责的不正当。此一性格，决定了它在程序中的位置：不是起诉依据，而是答辩理由。

七、争点辨析

（一）争点一：法定事由与法定程序是并列还是选择

一说认为，二者为选择关系，具备其一即可。其理由为：条文用顿号连接，顿号表示并列列举，故二者可择一。另一说认为，二者为并列关系，须同时具备。

拙见采后说。顿号所表示的并列，是列举上的并列，不是逻辑上的选择。二者的区别在于：列举并列指两项同处一个层次，选择关系指两项可互相替代。本条属前者。

更根本的理由，在双重否定的逻辑。“非此、非彼”若解为选择，则等于“非此或非彼”，其含义是“只要有一项不具备，即不正当”，此与条文相反。条文的实际含义是“只有既此且彼，才正当”，即“不具备此或者不具备彼者，皆不正当”。故双重否定所表达的是并存，不是择一。

此一辨析，非文字游戏，而关涉救济的路径。若采选择说，则程序违法可因事由具备而被忽略，第三十四条的四项权利便成虚设；若采并列说，则程序违法可独立构成抗辩，权利方有实益。

（二）争点二：程序违法是否导致处理决定无效

一说认为，程序违法即属无效，应一律撤销。另一说认为，程序仅为手段，不影响实体正确者，不应撤销。

拙见采区分说。程序违法可分两类：一类涉及基本权利，如未告知、未听取陈述申辩、应回避而未回避；一类仅为技术上瑕疵，如文书格式不规范、送达迟延数日。前者应撤销，后者可补正。

区分的标准，在于程序违法是否影响被追责者的防御能力。若因程序违法致其无法陈述、无法申辩、无法申请回避，则其实体权利已受实质影响，撤销是唯一救济。若仅为形式瑕疵，未影响防御能力，则补正即可，不必撤销。

程序合法由谁证明，亦须一辨。追责方既主张追责，即应证明程序合法，此与实体事由的证明同其分配。实务中常见之弊，是以卷宗的存在推定程序的合法：卷内有告知书，即认定已告知；卷内有笔录，即认定已听取申辩。此一推定，忽略了告知是否实际送达、申辩是否实际记录。故程序合法的证明，不只看文书有无，更看文书所载行为是否实际发生。

尚须一问：程序违法由谁审查。依第四十一条，当事司法人员可依处理处分的类型提出申诉、申请复核。受理机关审查时，是否及于程序合法性，条文未明。拙见以为，应予及于。理由有二：其一，本条既以程序为追责的正当要件，则程序违法即属处理决定违法，当然在审查范围之内；其二，第四十一条所列救济依据，包括《公务员法》《政务处分法》，二者皆以程序合法为处分有效要件，可资援引。故程序审查，不待明文。

此一区分，与第十九条“瑕疵不究”的精神相通，却有不同。第十九条讲的是实体瑕疵不影响裁判正确性与效力者不追责；此处讲的是程序瑕疵不影响防御能力者不撤销。一为实体，一为程序，其理一贯：轻微者补正，重大者否定。

（三）争点三：法定事由之法的层级

本条称“法定事由”，而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系本条例所定。于是产生一问：本条例所定事由，能否称为“法定”。

一说认为不能。本条例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不是法律，其所定事由不能等同于“法定事由”。若严格依此说，则本条的“法定”应指《法官法》《政务处分法》所定事由，本条例所定者只是其具体化。

另一说认为能。本条例经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其规范效力高于一般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所定事由当然属“法定”。

拙见折中，但须给出折中的路径。本条例所定事由，可称为“法定”，但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有上位法授权。《法官法》第四十六条末句“法官的处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即为授权。其二，可追溯至上位法事由。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各项，须能对应《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办理案件”或第（五）项“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第（十）项兜底。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追溯，不是形式审查，而是实质审查。凡不能追溯者，其设定即越权，被追责者可依本条主张“非法定事由”。此一抗辩路径，实务中尚未见充分运用，然其规范依据是存在的。

八、案例印证

（一）两则保护案例：依法履职的正面认定

保护案例（一）中，法官严某被当事人以虚假理由转账三万元，发现后立即退回；当事人仍虚构受贿事实，向三级纪检监察机关不实举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文字。保护案例（二）中，法官郑某因裁判结果不合当事人意愿，被持续发布侮辱诽谤言论。

两案的共同前提，是法官系依法履职。此一前提，虽未在案例说明中明写，却是逻辑上的必需：若法官确有受贿或者枉法，则举报属实，诬告陷害罪便无从成立。故两案实质上是先认定依法履职，再追究侵害者。第五条的判断，是第四十三条适用的隐含前提。

此一观察，可补第五条的适用图谱。通常以为，本条只在追责程序中被援引。而两案显示，本条亦可作为保护性追责的前提判断：正因为司法人员依法履职，对其侵害者才应被追究。保护由此获得双重实现：一为不予追责，二为追究侵害者。

（二）四则追责案例：依法履职的反面

四则追责案例，法院均认定当事司法人员的行为属于违反审判职责。案例一拖延办案、虚假报结、延迟送达；案例二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径行裁判；案例三违法选定评估机构、怠于监督；案例四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四案皆为“依法履职”的反面。故第五条不适用，而应进入第二条的过错判断。此一对照，恰好说明第五条与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是互斥的：落入事由者，不受保护；不落事由者，方受保护。

（三）由案例看“依法”的判断方法

案例二最能说明“依法”的判断难题。刘某或可主张：其系合议庭审判长，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何以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即为违法。此一主张，混淆了独立与依法。

独立者，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为宪法所定，其主体是人民法院，不是法官个人。依法者，指依法律所定方法与程序。二者是两回事：独立解决法院与外部的关系，依法解决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依《人民法院组织法》所定程序作出，合议庭应当执行；违背之，即属程序违法，与独立行使审判权无涉。

故以独立为名违背法定程序者，不属依法履职，不受本条保护。此一界限，对审判人员尤为重要：独立的边界是法律，不是个人见解。

九、适用指引

（一）人民法院

其一，双重限定须双重审查。调查终结前，应就事由与程序分别作出判断：事由是否该当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某项；程序是否合于第四章各条。二者缺一，不得作出追责决定。

其二，程序审查须留痕。告知文书、回避决定、陈述申辩笔录、调查报告送达记录，皆应入卷。程序合法不以“事实上已告知”为足，须以“卷内有证”为凭。

其三，注意免责事由的层次。被追责者援引本条主张免责时，应引导其落到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的具体情形，避免以原则条款作笼统抗辩。

（二）司法人员

其一，区分结论与过程。抗辩的重心不在裁判结论的正确，而在履职过程的合法。阅卷笔录、合议笔录、专业法官会议记录、类案检索报告，皆为过程的载体。

其二，注意“依法”的三层。实体依法、程序依法、权限依法，三者皆须具备。实践中，审判人员多留意实体，而忽略权限：如超出级别管辖、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裁判，皆属权限违法，不受本条保护。

其三，善用双重限定。若追责程序存在瑕疵，如未告知、未听取陈述申辩、应回避而未回避，可独立主张程序违法，不必纠缠实体。此为最经济的抗辩路径。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本条不作请求权基础。代理申诉、申请复核时，可援引本条论证追责不合双重限定，但不得径以本条请求撤销决定，须落到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具体程序。

其二，注意程序抗辩的独立性。实务中多重视实体抗辩，而轻程序抗辩。然程序违法举证较易，效果直接，往往事半功倍。代理之时，宜先核程序，后论实体。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可依三步：一核事由，看行为是否该当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某项，尤须审查该项能否追溯至《法官法》第四十六条；二核程序，看告知、回避、陈述申辩、送达四项是否齐备；三核依法，看行为时的证据状态与认知条件。三步之中，第二步最易取证，也最易见效。

十、条文评析

（一）可取之处

其一，双重限定，结构严密。事由与程序并设，使追责须同时通过实体与程序两道检验。此一结构，较之1998年办法以事由为中心、程序规定较为简略的写法，是一大进步。

其二，保护重心由身份转向责任。四处改动之中，以第三处最为关键。身份处分偶发，责任追究日常；保护日常者，其惠及面远大于保护偶发者。

其三，与第二条互为反面，形成闭合。第二条正面立责，第五条反面设界，一正一反，归责结构得以完整。此在立法技术上，堪称简省而有效。

其四，两句分设，层次清晰。第一句立原则，第二句立规则；第一句为宣示，第二句为限定。读者循此可依次理解，不致使原则与规则混作一团。

（二）可议之处

其一，法定之法的层级未界定。本条称“法定事由”，而事由系本条例自定。虽有《法官法》第四十六条授权，然授权的方式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并非明示的立法授权。此一模糊，使“法定”二字的射程存疑。

其二，程序违法的后果未规定。本条只说“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追究”，未说违反者应如何处理。是撤销、是补正、是重新作出，条文未答。实务中只能依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处理，而该二条亦未明定后果。

其三，依法履职的判断标准未明。“依法”二字，可作客观解，亦可作主客观结合解。条文未予界定，实务中易生分歧：以结果为标准者，失之苛；以主观为标准者，失之宽。

其四，与《法官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关系未理清。二者一为身份保护，一为责任保护，本可分工；然条文未作衔接说明，读者易误认为重复规定。

其五，保护的范围未及职业发展。本条所保护者，限于“不受责任追究”。而司法人员所受的不利对待，尚有考核评价、等级晋升、岗位调整等非责任性措施。此类措施若因依法履职而施加，本条无从救济。此为一处留白。

（三）完善建议

其一，在实施细则中明确“法定事由”的层级：本条例所定事由，须逐项对应《法官法》第四十六条各项，并附对应表，以备审查。

其二，明确程序违法的后果，采区分说：涉及知情、回避、陈述申辩等基本权利者，撤销；仅为形式瑕疵且未影响防御能力者，补正。

其三，明确“依法履职”的判断标准，采客观为主、主观为辅，并明定“法律见解分歧且能合理说明者，属依法履职”。

其四，增设衔接条款，说明本条与《法官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四条的关系，避免重复适用。

其五，适度扩展保护范围，把因依法履职而在考核、晋升、岗位安排中受到的不利对待，纳入保护，或者另设条款规定。

余论

第五条是一部条例中最安静的一条。它不主动出场，只在追责启动后被援引；它不创设权力，只限制权力；它不给任何人带来利益，只使一部分人免于不利。

然正是这种安静，构成了追责的边界。一部没有第五条的责任追究条例，仍可运转，却会逐渐失去分寸：追责者只问该不该追，不问能不能追；只问事由是否具备，不问程序是否正当。久之，追责便从规范作业退化为权力惯性。

故读本条，不宜只看它保护了什么，更应看它限制了谁。它限制的不是抽象的追责权，而是每一个具体办案者的判断：你有没有证据，你有没有程序，你有没有越界。三问皆过，方可追责；一问未过，便应止步。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