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条是全条例中最具保护功能的一条。前十九条所立的责任、程序、情节,多为追责而设;独本条立于被追责者一侧,为其提供七道防线。故读本条,宜换一副眼光:不是问“该不该追”,而是问“能不能追”。
七项之中,前二项涉认识分歧,后五项涉客观原因。前者说:你想的与我不同,不等于我错;后者说:裁判之后情势有变,不该由我承担。一为主观之辩,一为客观之辩,合而构成完整的抗辩体系。
然本条最须辨明者,不在七项,而在引言的一句:“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此语限定的是追责的“名义”,不是追责的全部。明乎此,方不至把本条误读为“免死金牌”,亦不至把它误读为一纸空文。
第二十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纠正,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一)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二)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但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三)因当事人或者其他个人、单位的过错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但审判人员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
(四)因出现新证据或者证据发生变化而改变裁判结果的;
(五)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
(六)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七)因技术条件限制等客观原因致使裁判结果出现错误的;
(八)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本条共一款,设八项。前七项为列举,第八项为兜底。引言含三个要素:主体为审判人员;前提为导致案件被改判或者纠正;后果为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须注意,本条的主体是“审判人员”,非“司法人员”。依第四十四条,审判人员指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不含审判辅助人员。故辅助人员的同类情形,须依第二十一条处理。此一区分,见立法之细。
本条以七项情形确立不得作为错案追责的排除规则。
主旨须点出三项:本条是排除规则,不是免责规则;排除的对象是“错案责任”,不是“一切责任”;七项分为认识分歧与客观原因两类。三者之中,第二项最须辨明,因其关涉本条的射程。
或问:排除与免责,有何不同。答曰:免责者,责任本已成立而不予追究,如第十八条;排除者,本不得以该名义追责,如本条。前者是“有责而不罚”,后者是“不得以此责之”。二者之别,在追责的名义,不在责任的实质。
(一)三种“不追究”的分工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本条,共同构成三种“不追究”。第十八条为“有责不罚”,第十九条为“无责不罚”,本条则为“不得以此名义追责”。三者层层递进:第十八条承认责任而免罚,第十九条否认责任,本条则限制追责的名义。
三者之中,本条最为特殊。它不问责任之有无,只问追责之名义是否正当。故其适用的结果,不是“不追究”,而是“不得以错案追究”。此一区别,看似细微,实为关键。
三者之别的实益,可以一问见之:追责方所据者,是“结果错了”,还是“行为错了”?若为前者,则入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或者本条;若为后者,则入第八条至第十一条。此一问,可免多数误用。
(二)与第八条第(二)项的关系
第八条第(二)项规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办理案件的”,本条第(一)项规定“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二者文义相对,实为一事之两面:前者定“何为错误”,后者定“何为分歧”。
适用顺序,须辨。拙见以为,应先适用本条,后适用第八条。何故?盖本条为排除规则,凡该当七项之一者,径行排除,无须再论第八条;若不待本条而径入第八条,则被追责人须自证“非明显错误”,举证责任倒置,与第五条之意相悖。
(三)与第二十一条的分工
本条定审判人员的排除,第二十一条定审判辅助人员的免责。二者主体不同,规则亦不同:本条采“列举加兜底”,第二十一条采“概括规定”。
分工之由,在职责的性质。审判人员的判断,多涉法律见解与事实认定,故须设具体的排除情形;辅助人员的职责,多为事务性工作,其免责事由较为单纯,故以概括规定足矣。
(四)与第一条的呼应
第一条把“加强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立为目的,其宾语是“运行”,不是“结果”。本条则以“不得作为错案”一语,把这一目的落为具体规则。
二者一为理念,一为制度。第一条说:监督的对象是行为;本条说:改判不等于错案,错案不等于追责。前者破“以结果论责”之念,后者断“以改判追责”之路。合观,方见本条例归责逻辑的完整。
(一)司法文件源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规定,对法律、司法解释理解和认识不一致,或者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不得认定为错案。此为本条第(一)项的雏形。
该意见同时规定,因当事人过错、新证据、法律修订等原因致裁判改变的,不追究审判责任。此为本条其余各项的雏形。本条例把这些零散规定整合为七项,使其体系化。
(二)比较源
1998年《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设“不承担责任”的情形,然其范围较窄,多限于“因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等。
本条例扩为七项,把认识分歧、情势变更、客观障碍三类情形一并纳入。此一扩张,反映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共识:裁判的或然性,不能由承办人独担。
(三)由“错案追究”到“行为追责”
此前的追责,多以“错案”为入口:案件被改判,即为错案;既是错案,即须追责。此一逻辑,实为结果责任。
本条则切断此一逻辑:改判不等于错案,错案不等于追责。故其功能,不在为某一类情形开脱,而在废除“改判即错案”的推定。此与第二条“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的表述,一脉相承:责任的对象是行为,不是结果。
(四)七项的来源
七项虽各有其渊源,然可归纳为三类。其一,认识分歧,源于裁判的或然性;其二,情势变更,源于裁判后的新情况;其三,客观障碍,源于裁判时的条件限制。三类合观,恰是裁判活动的三种不确定性。
故本条的深层理据,可概括为一句话:裁判是在不确定中作出的判断,故不能以事后的确定性,衡量当时的判断。此语,是本条全部七项的共同基础。
(一)“不得作为错案”的射程
“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一语,须逐字解。“不得”,是禁止;“作为错案”,是名义;“进行责任追究”,是行为。三字合观,本条所禁者,是以“错案”为名义的追责。
故其射程有限:它不禁止以“违反审判职责”为名义的追责。若行为本身该当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纵有本条情形,仍可追责。此一区分,极为重要。
以例明之。某法官受贿后作出裁判,数年后因新证据被改判。此时,法官若援引本条第(四)项“出现新证据”,主张免责,能否成立?不能。盖其行为本身已构成故意违反审判职责,追责的名义是“受贿枉法”,不是“错案”。故本条不适用。
此例说明:本条的适用,以“追责名义为错案”为前提。若追责名义为行为违责,则本条无从置喙。此即“名义限定”之义。
(二)七项的三组
七项可分三组。第一组为认识分歧,即第(一)项、第(二)项,一涉法律,一涉事实。第二组为情势变更,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皆指裁判后出现的新情况。第三组为客观障碍,即第(三)项、第(七)项,皆指裁判时非审判人员所能控制的因素。
三组的理据不同。认识分歧的理据,在判断的或然性:法律解释本无唯一答案,事实认定本有或然,故见解不同不等于错误。情势变更的理据,在时间的变化:裁判依当时的事实与规范,事后变化非其所能预见。客观障碍的理据,在条件的限制:技术、他人过错等,非其所能克服。
三组之外,第(八)项为兜底。兜底与其他各项不同:其他各项为“具体的排除事由”,兜底为“概括的正当理由”,须证明“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三)第(一)项:法律见解的分歧
本项的要件有三:其一,对象为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文;其二,情形为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其三,程度为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
“具体条文”四字,表明本项限于条文解释的层面,不及于法律原则的适用。故若分歧在于原则的把握,如诚信原则的适用,本项不适用,须依第(八)项主张。
“专业认知范围内”与“合理说明”,是本项的核心。前者设定客观边界,后者要求规范论证。二者合,方为“可辩”。故本项的适用,不是问被追责人信什么,而是问他能论证什么。此点已于前篇详论,此处只须记取:可辩性的标准,是论证的规范性,不是信念的真诚性。
(四)第(二)项:事实判断的分歧
本项的要件有三:其一,对象为案件基本事实;其二,情形为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其三,程度为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
“基本事实”四字,须辨。它区别于次要事实:基本事实是裁判所依赖的核心事实,如合同是否成立、侵权是否发生、数额几何。次要事实的差错,多属第十九条的瑕疵,不入本项。
“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是本项的核心。所谓证据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把握、证据能力的判断、证明力的衡量。故本项的可辩性,在于其判断是否合于证据规则,而非在于其结论是否与上级法院相同。
此点至为紧要。实务中,上级法院改判事实认定,常以其“内心确信”为准,而未说明原审违反何一证据规则。此时,原审法官即可依本项主张:其认定合于证据规则,只是与上级的裁量不同。此一抗辩,往往有力。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本项的价值,在于把“事实认定的分歧”与“事实认定的错误”分开。实务中,上级法院改判事实,常以“原审认定不当”一语带过,未指明违反何一规则。此时,原审法官可依本项反问:我的认定合于何一规则?若合于某规则,则有可辩之据;若不合于任何规则,方为错误。此一问,常能翻转定性。
(五)第(三)项:他人过错致事实变化
本项的要件有二:其一,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系因当事人或者其他个人、单位的过错;其二,审判人员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二者须同时具备。
“其他个人、单位”的范围甚广,包括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凡因其过错致原审事实认定变化者,皆可能适用本项。
“已尽必要注意义务”是本项的关键。若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而该虚假明显,审判人员稍加审查即可发现,则未尽责,本项不适用。反之,若虚假隐蔽,依通常审查难以发现,则已尽责,本项适用。故本项的判断,仍在“能否发现”一端,与后篇论辅助人员免责的标准相通。
以例明之。某案中,原告提交伪造的借条,笔迹仿真度极高,原审法官依形式审查未能辨识。后经鉴定确认为伪造,案件改判。此时,事实认定之变化系因原告过错,原审法官已尽必要注意义务,故本项适用,不追责。反之,若借条有明显涂改痕迹而原审未予注意,则未尽注意义务,本项不适用。
(六)第(四)(五)(六)项:情势变更
三项皆指裁判后的新情况,然内容不同。第(四)项为新证据或者证据变化,第(五)项为规范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第(六)项为据以裁判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项的关键,在“新”字。新证据须为裁判时不存在,或者虽存在而客观上不能发现。若证据本已存在,且审判人员依通常审查即可发现而未予调查,则非“新证据”,而是“遗漏证据”,可能该当第九条第(二)项,不适用本项。
第(五)项的关键,在“时”字。规范的修订,须发生于裁判之后。若裁判时规范已修订而审判人员仍适用旧法,则属适用法律错误,不适用本项。至若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无规范效力,不能要求审判人员据以裁判,故纵有此类文件,仍不影响本项的适用。
第(六)项的关键,在“基础”二字。据以裁判的法律文书,如另案生效判决、仲裁裁决、行政决定、公证文书,若被撤销或者变更,则原裁判的基础丧失。此一情形,非原审之过,故不追责。本项与第(四)项的区别,一为基础变更,一为证据变化。
三项各可举一例。新证据者,原审后被害人现身,推翻原审认定的死亡事实。规范修订者,原审时司法解释明定某行为构成犯罪,裁判后该解释被废止。基础变更者,原审依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裁判,后该判决经再审撤销。三例并列,可见三项皆指“裁判后”的变化,非原审所能预见。
(七)第(七)项:技术条件的限制
本项规定,因技术条件限制等客观原因致裁判结果错误的,不追责。其典型,是鉴定技术的时代局限:如当年基因鉴定技术尚不成熟、笔迹鉴定水平有限,致鉴定结论有误,进而致裁判错误。
本项与第(三)项的区别,在原因的性质:一为技术的局限,一为他人的过错。前者无可归责之人,后者有之。二者虽皆属客观障碍,其理据则不同。
本项的适用,须注意“等客观原因”的兜底。凡非审判人员所能克服的客观障碍,如自然灾害致证据灭失、疫情致无法开庭,皆可纳入。故本项实为客观障碍的总括条款。
(八)第(八)项:兜底
本项作“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其结构,与前七项不同:前七项为“具体的排除事由”,本项为“概括的正当理由”。
故本项的适用,须证明“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此与第八条兜底项的“其他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恰成反面:一为正面证明,一为负面列举。正反之间,可见立法者的取向:归责从严,免责从宽。
本项的射程,宜作宽松解释。凡前七项不能涵摄,而审判人员确系依法履职者,皆可援引。盖本条的功能在保护,保护宜宽不宜窄。
(一)主体要件:审判人员
依第四十四条,指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辅助人员不适用本条,依第二十一条处理。
(二)前提要件:案件被改判或者纠正
须有改判或者纠正的事实。此为本条适用的前提:无改判,则无“错案”之名,亦无追责之由。然须注意,改判只是前提,不是追责的依据;本条的适用,正是为切断“改判即追责”的推定。
(三)情形要件:该当七项之一
七项各有构成,须逐项对照。尤须注意各项的限定:第(一)项的“专业认知范围”,第(二)项的“基本事实”,第(三)项的“已尽必要注意义务”,第(四)项的“新”,第(五)项的“修订”,第(六)项的“被撤销或者变更”,第(七)项的“技术条件限制”。
(四)后果要件:不得作为错案追责
符合者,不得以“错案”为名义追责。然不排除以“违反审判职责”为名义的追责。此即“名义限定”。
(一)争点一:本条排除的是错案责任还是一切责任
此为本条最核心的争点。一说认为,本条既云“不得进行责任追究”,则一切追责皆被排除。另一说认为,条文限定“作为错案”,故仅排除以错案为名的追责。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文义。“作为错案”四字,是明确的限定语,不可略过。其二,体系。若本条排除一切追责,则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将被架空:凡案件被改判者,皆可援引本条,纵其伪造证据、违背审委会决定,亦无从追究。此显非立法本意。其三,目的。本条的目的,是切断“改判即错案、错案即追责”的推定,不是为违责者提供庇护。
故本条的射程,可作如是表述:凡追责名义为“错案”者,本条适用;凡追责名义为“违反审判职责”者,本条不适用。前者如“因裁判错误而追究”,后者如“因伪造证据而追究”。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以为,此一区分,实务中最须把握。当事人援引本条时,追责方应先问一句:本案追责的名义是什么?若为错案,则入本条;若为行为违责,则不待本条。此一问,可免多数误用。
(二)争点二:“新证据”的界定
第(四)项以“新证据”为要件。何谓“新”?有二说。一说以时间为准:裁判后出现的证据,即为新证据。另一说以可否发现为准:裁判时客观上不能发现的证据,方为新证据。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二。其一,若以时间为准,则当事人藏匿证据、待裁判后再行提出,亦可称“新证据”,岂非鼓励诉讼投机?其二,若以可否发现为准,则可区分“新证据”与“遗漏证据”:前者非原审所能发现,后者原审本应发现。前者免责,后者可能入责。
故“新”的判断标准,是“裁判时客观上不能发现”。此一标准,含两层:客观上不存在,或者虽存在而不能发现。前者如事后形成的证据,后者如藏于境外、被他人隐匿的证据。
此一区分,与第九条第(二)项的“遗漏证据”恰成对照。遗漏者,原审本应审查而未审查;新发现者,原审无从审查。一为失职,一为不能。界分之要,在“能否发现”四字。
(三)争点三:与第八条第(二)项的适用顺序
第八条第(二)项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条第(一)项定“理解和认识不一致”。二者文义相对,适用顺序如何?
一说主张先适用第八条,认定该当之后,再依本条排除。另一说主张先适用本条,排除之后,方入第八条。
拙见采后说。理由有三。其一,举证责任。本条为排除规则,凡该当者径行排除,无须被追责人再证“非明显错误”;若先入第八条,则举证责任倒置。其二,体系。第十九条、本条皆为排除规则,其功能在过滤,应在归责之前适用。其三,效率。先排除可省却大量无谓之争:见解分歧之案,本不必进入归责判断。
故适用顺序宜为:先依第十九条滤去瑕疵,再依本条滤去法定排除情形,余者方入第八条至第十一条的归责判断。此一顺序,前篇论第十九条时已及,此处再申,以见其要。
(一)四案无一适用本条
四则追责案例,皆给予了处理,无一适用本条。此非偶然。四案的情节,皆不属本条七项:案例一为拖延办案、虚假报结,属行为失范,非认识分歧;案例二为违背审判委员会决定,属故意违责,非见解不同;案例三为违法选定评估机构,属程序违法,非技术局限;案例四为监督管理失职,属履职不当,非情势变更。
故本条在典型案例中缺席,是自然的。盖典型案例重在宣示“何种行为应追责”,本条重在宣示“何种情形不得追责”。二者取向相反,难以同框。
(二)案例二:为何不适用第(一)项
案例二最可为鉴。刘某或可主张:其对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理解与合议庭不同,属“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应依本条第(一)项排除。此一主张,能否成立?
不能。理由有二。其一,本项的对象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法律条文,不在其列。其二,刘某所争者,不是法律见解,而是是否执行决定。执行决定是义务,不是见解。故其主张,与本项无关。
此案说明:本条第(一)项的射程,限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及于对审判组织决定的遵守。混淆二者,则本项将被滥用为不执行决定的托词。
(三)由案例反观本条的适用场景
本条的实际适用场景,多在“改判后倒查”。即案件经二审或者再审改判,原审法官被指为错案,此时援引本条抗辩。此类场景,与典型案例所载的“行为直接失范”不同。
故本条的适用,多见于处理决定的理由部分,而非典型案例的叙事之中。此与第十六条的“缺席”同理:排除规则的适用,多为“不追责”的结果,而典型案例所载,多为“追责”的结果。二者不在一处。
(一)人民法院
其一,先排除,后归责。先依第十九条、本条滤去不究情形,再入第八条至第十一条。顺序颠倒,则举证责任倒置。
其二,辨明追责名义。追责名义为“错案”者,适用本条;为“违反审判职责”者,不适用。不可混淆。
其三,逐项对照。认定时须指明该当第几项,并说明其构成。不得笼统认定“属依法履职”。
其四,注意各项的限定词。“基本事实”“专业认知范围”“新”“已尽必要注意义务”,皆为要件,不可略过。
(二)司法人员
其一,善用本条。案件被改判后,若追责方以“错案”为名,应径行援引本条,主张排除,无须先证“非明显错误”。
其二,注意名义之辨。若追责方以“违反审判职责”为名,则本条不适用,应转而依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抗辩。名义不同,抗辩亦不同。
其三,注意证据。第(一)项须证“有规范依据”,第(二)项须证“合于证据规则”,第(四)项须证“客观上不能发现”。三者皆须举证,非空言可辩。
(三)律师与当事人
其一,先辨名义。追责的名义是“错案”,抑或“违责”?此一问,定全部辩护的方向。名义为错案者,援引本条;名义为违责者,援引第五条、第八条至第十一条。
其二,逐项筛选。七项各有构成,须逐一比对,择其可据者。不可笼统主张“属本条情形”。
其三,注意时点。第(四)(五)(六)项皆涉“裁判后”的变化,故须查明变化发生的时点。若变化发生于裁判之前,则不适用。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建议,办理此类案件宜制一张排除表:左侧列七项,右侧列本案事实,逐项标注“该当”“不该当”“存疑”;并于每项之下,注明所需证据。表成则抗辩有据,不至泛泛而谈。
(一)可取之处
其一,七项覆盖三类不确定性。认识分歧、情势变更、客观障碍,皆属裁判活动的固有风险,本条一一为之设防。
其二,“可合理说明”的标准,客观可操作。不依赖办案者的主观感受,而以论证的规范性为准。
其三,“不得作为错案”的表述,精准限定射程。既不纵容违责,亦不放任以结果论责。此在立法技术上,堪称精当。
其四,主体限于审判人员,与第二十一条分工明确。二者一为审判人员,一为辅助人员,规则不同,各得其宜。
(二)可议之处
其一,“专业认知范围”未界定。虽有“合理说明”可参,然范围的大小,仍须解释。
其二,“基本事实”未界定。与“次要事实”的界分,条文未示。
其三,“新证据”未界定。以时间为准抑或以可否发现为准,条文未答。
其四,与第八条、第九条的适用顺序未明。虽有法理可推,然无明文,实务中易生分歧。
其五,兜底项的“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未界定。此一表述,与第八条兜底项的“故意违反审判职责”相对,然其内涵仍须解释。
其六,未规定举证责任。七项的抗辩,由谁举证,条文未及。
(三)完善建议
其一,界定“专业认知范围”,采“有规范依据”标准,即文义、体系、目的、学理、类案中至少有一项可据。
其二,界定“基本事实”,以“裁判所依赖的核心事实”为准,并列举典型情形。
其三,界定“新证据”,采“裁判时客观上不能发现”标准,以区别于“遗漏证据”。
其四,明定适用顺序:先第十九条,再本条,后第八条至第十一条。
其五,明确兜底项的内涵,以“行为合于法律所定方法与程序”为准。
其六,明定举证责任:被追责人主张本条者,就其该当性举证;追责方主张不适用者,就例外情形举证。
第二十条的分量,不在七项,而在它肯承认一件事:裁判是在不确定中作出的判断。法律有解释的空间,事实有认定的或然,情势有变化的可能,技术有时代的局限。凡此,皆非承办人所能消除。
承认此点,不是为错误开脱,而是为判断留出余地。若要求裁判必须与事后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则无人敢判;若要求见解必须与上级法院完全相同,则审判独立无从谈起。故本条的七项,实为审判活动的“安全边际”。
然安全边际不是免罪符。它的前提,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若行为本身已越界,则边际不复存在。故本条的适用,终究要回到一句话:你是在依法判断,还是在明知故犯。前者受护,后者受责。
广东清远律师周密简介(周密律师,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第八届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清远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高级企业合规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生,九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汾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咸宁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临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保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承办一批重大复杂案件取得胜诉。)